“因为只有在这里，”他继续说，声音轻得像一阵风，“您可以不用笑，可以犯错，可以把不完美的东西，随意地丢在一边。在这里，您不是那个完美的‘赵雅芝’，您只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画家。”

他说完，画室里又恢复了寂静。

我看着他年轻的、认真的侧脸，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

他懂。

他竟然，什么都懂。

他看懂了我画笔下那些迟疑的、混乱的线条，看懂了我对这间画室近乎偏执的依赖，看懂了我所有优雅背后的挣扎与喘息。

他像一个最高明的解梦师，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我从未对任何人开放过的、内心最隐秘的房间。

从那天起，我们的“访谈”，彻底变了性质。

它不再是一场单向的采访，而变成了一场双向的、灵魂的对话。

我开始对他，讲述那些从未在任何自传和访谈中出现过的、真实的故事。我讲起我童年时像个男孩子一样爬树掏鸟窝的顽劣，讲起我第一次参加选美时因为过于羞涩而在泳装环节几乎想要逃跑的窘迫，讲起我在片场因为一句台词说不好而被导演当众痛骂的委屈，讲起我第一次婚姻失败后，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独自面对满城风雨的恐惧……

这些故事，琐碎，真实，不完美。它们是我人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B面。

而他，永远是最好的听众。

他从不打断，也从不批判。他只是静静地听着，那双清澈的眼睛，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所有的脆弱与不堪。有时候，他会在我讲完之后，沉默许久，然后，用他所学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理论，为我的某段经历，提供一个我从未想过的、全新的解读视角。

“所以，您对‘家’这个概念，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既渴望又恐惧的心理。一方面，您希望它是一个能让您卸下所有防备的港湾；但另一方面，您在原生家庭和第一段婚姻中的经历，又让您下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用一种过度的付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从而失去了向家人示弱的能力。”

听着他条理清晰的分析，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奇异的恍惚。我感觉坐在我对面的，不是一个二十出头的、我的亲孙子，而是一个比我更苍老、更智慧的灵魂。一个能轻易看穿我一生所有行为动机的、真正的知己。

我们之间的距离，在这些对话中，被无限地拉近。

有一次，我们聊到电影《罗马假日》。我说，我很羡慕电影里的安妮公主，可以拥有哪怕只有一天的、做回普通女孩的自由。

他听完后，沉默了很久。

在下一次“访谈”的时候，他却带来了两个摩托车头盔。

“奶奶，”他看着一脸错愕的我，脸上露出了一丝腼腆的、属于少年人的笑容，“今天，我们的访谈，换一个地方做吧。”

那天下午，我人生中第一次，坐上了一辆摩托车的后座。

我戴着头盔，穿着一件最普通的风衣，紧紧地抱着身前那个宽阔而坚实的后背。阿轩载着我，穿过长长的、看不到尽头的隧道，驶上通往石澳的沿海公路。

风，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将我所有的思绪，都吹得一干二净。我看不清两边的风景，我的世界里，只剩下他T恤衫上那股干净的、阳光的味道，和我掌心下，那隔着一层薄薄布料传来的、他年轻身体的温度与心跳。

他带我去了石澳一家最不起眼的、只有本地人才会光顾的茶餐厅。我们点了菠萝油和冻奶茶，坐在油腻腻的卡座里，像一对最普通的、出来约会的……

不，我不敢再想下去。

我们聊着天，内容早已无关论文。我们聊那家店的奶茶味道，聊远处沙滩上追逐嬉戏的孩童，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轻松惬意的话题。

那一刻，我真的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可以穿着白衬衫、吃着雪糕、在罗马街头肆意大笑的安妮公主。

而我的格里高利·派克，就坐在我的对面。

回程的路上，夕阳西下。我靠在他的背上，看着天边绚烂的晚霞，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似乎也并没有那么多的遗憾。

我知道，我们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

但我也知道，在这场游戏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那种名为“自由”的、令人战栗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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