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妈妈并没有睡。

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黑暗里。她没有开灯，手里也没有拿那本《复活》。她只是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抱着双膝，一动不动地看着窗外。

窗外，没有月亮。

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她就那么安静地坐着，安静得，像一座没有生命的、冰冷的雕塑，但不知道为什么，看着她那个一动不动的、瘦削的背影，我心里，却比任何一次看到她哭泣都更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巨大的难过。

(8)

那个夜晚之后，妈妈那副紧绷的盔甲似乎变得更厚，也更冷了。

她的生活，陷入了一种近乎于苦行僧般的、严苛的自律之中。她不再梦游，也不再说梦话。她只是睡得越来越少，常常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客厅的灯亮着，她一个人，坐在灯下，或者看书，或者对着那些画满了流程图的纸张发呆，像一尊不知疲倦的、用来看守黑夜的雕像。

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彻底地变成了一个哑巴。它不再响起。那个儒雅的吕叔叔，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遥远、高级的世界，仿佛一夜之间，从我们的生活中，彻底蒸发了。

那些曾经准时出现在门口奶箱里的鲜牛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熟悉的、需要用开水冲泡的、带着一股甜腻味道的麦乳精。那些崭新的、带着墨香的课外书，也不再出现。我的书桌上又变回了只有课本和那几本被翻得起了毛边的连环画。

生活，仿佛被打回了原形。回到了那个夏天之前，那个清苦、封闭，但至少是安稳的、属于我们母子俩的世界。

但只有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出现过，就再也回不去了。

妈妈的身体，开始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发起了抗议。她开始频繁地头痛，家里的抽屉里，多了一瓶白色的、装着芬必得的药瓶。她吃饭的胃口也变得很差，常常是扒拉几口白米饭，就说饱了。她瘦得很快，那件米白色的风衣，穿在她身上，显得空空荡蕩，像挂在一个单薄的衣架上。

工作，成了她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避难所。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中，像是在用这种近乎自虐的、繁重的劳动，来耗尽自己所有的精力，从而没有力气，再去想那些让她痛苦的事情。

但很快，我发现，连这个她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这种不一样，不是有人批评她，也不是有人给她使绊子。恰恰相反，妈妈的工作突然之间变得轻松了。

以前，我们家的晚饭时间，总是不固定的。常常是我已经饿得肚子咕咕叫了，她才从单位里，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脑子的数据回来。而那段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半，天还没擦黑，她就已经准时地出现在了家门口。

她不再需要加班，也不再把那些厚厚的文件袋带回家。我们家的那盏40瓦的台灯，晚上亮起的时间越来越短。

起初，我还有些高兴，因为这意味着，她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了。但很快，我就发现，一个清闲下来的妈妈，比那个忙得脚不沾地的妈妈，更让我感到不安。

她有了大把的时间。她会把家里本就已经一尘不染的地板，拖上三四遍；会把我所有的衣服，不论新旧，都拿出来，重新洗涤、晾晒、熨烫、叠好。

她甚至开始研究起了各种复杂的菜式，照着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名叫《家常菜谱500例》的书，尝试着做一些比如糖醋里脊、鱼香肉丝这样需要复杂工序的菜。

我们家的饭桌，前所未有的丰盛起来。但屋子里的空气，却前所未有的压抑。

因为妈妈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是没有表情的。她只是在机械地、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去填满那些突然多出来的、大段大段的空白时间。她像一个习惯了高速运转的陀螺，突然被强制停了下来，却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只能徒劳地、用一种更剧烈的方式，在原地空转。

我开始怀念以前那些，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听我说话，一边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计算着什么的夜晚。虽然她很忙，但那时候的她，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

而现在，她像一个被放逐到了孤岛上的人，拥有了大片的、无边无际的时间，却不知道该用它们来做什么。

我能感觉到，她正在慢慢地枯萎。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客厅里。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嬉皮笑脸，而是显得有些坐立不安。

妈妈正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地做着饭。

舅舅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用一种担忧的语气问我：“晨晨，你妈……最近在单位，是不是不顺心啊？”

我摇了摇头。

“那就怪了，”舅舅挠了挠头，脸上满是困惑，“我听棋牌室的老张说——他儿子就在你们局办公室开车——他说，以前啊，你们吕局长三天两头就要点名找我姐去办公室谈工作，有时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可最近这几个月，一次都没叫过。局里那个什么最要紧的‘税改成果汇报’小组，也没让她进。老张他儿子说，现在局里最红的，是那个新来的王大学生，吕局长到哪儿都带着他……”

舅舅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

我只觉得，有一股冰冷的、彻骨的寒意，从我的脚底，一点一点地，爬了上来。

那天晚上，舅舅程伟最终还是被妈妈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沉默，给“请”走了。他大概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走的时候，连晚饭都没敢留下来吃。

我们家的空气，在那之后，陷入了一种更深的、令人窒息的寂静。

但奇怪的是，就在那片深不见底的寂静之上，我们家属院，乃至整个县城的生活，却像一锅被烧开了的水，突然变得喧嚣、嘈杂，充满了各种各样新鲜、荒诞，又让人眼花缭乱的事情。那段时间，我的注意力，被这些接踵而至的、看似与我们家毫无关联的热闹给彻底地吸引了过去。

第一件大事，是从我们家属院那几棵巨大的香樟树开始的。

一天早上，我还在睡梦中，就被一阵刺耳的、“嗡嗡嗡”的电锯声给吵醒了。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几个穿着园林绿化工作服的工人，正在砍我们院子里那几棵比我们楼还要高的香官树。那几棵树，从我记事起就一直长在那里，夏天为我们遮挡烈日，秋天落下一地金黄的叶子。

家属院里的退休老人们都急了。他们围着工人，七嘴八舌地质问为什么要砍树。带头的工人，很不耐烦地拿出了一张盖着红章的文件，说这是“县里统一规划，创建文明卫生城市”，这些老树树根乱长，破坏下水道，而且遮挡光线，容易滋生蚊虫，必须全部砍掉，统一换成“美观大方”的冬青和灌木。

老人们说不过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巨大的、需要两个人才能合抱的树干，在一阵阵令人牙酸的电锯声中轰然倒下。

那一天，我们家属院，第一次，完完整整地，暴露在了刺眼的、毫无遮挡的阳光之下。

第二件大事，是关于“网络”。

林海峰的爸爸，那个有钱的林老板，在我们县城里，开了第一家网吧。就在我们学校附近，以前是一家倒闭了的录像厅。

那地方，成了所有男孩的天堂，和所有家长的噩梦。每天放学，都有成群结队的、穿着校服的男生，像着了魔一样，涌进那个挂着“冲浪E族”招牌的、昏暗的门洞里。里面，总是传来激烈的、电子合成的枪炮声和厮杀声。

林海峰，理所当然地，成了那里的国王。他不再需要来学校，就能维系他的权威。谁想玩最新的游戏，谁想在他的战队里混个位置，都得去网吧里，孝敬他几瓶可乐，或者一包红塔山。

而曾文静的爸爸，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的曾老师，则成了抵制网吧运动的、最激烈的旗手。他会在家长会上痛心疾首地，控诉网络游戏是“电子海洛因”，会毁掉我们这一代人。他甚至还写了好几封信，投到县里的教育局和报社。

但这一切，都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

那家名叫“冲浪E族”的网吧，生意越来越红火。而曾老师，则因为他这种不合时宜的固执，成了很多家长和老师在背后议论的、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

那段时间，我们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光怪陆离的舞台。砍树的，下岗的，上网的……各种各样的人，带着他们各自的悲欢、欲望和挣扎，匆匆地，在我的眼前，上演着一幕幕的活剧。

我像一个贪婪的、初出茅庐的观众，被这些眼花缭乱的剧情，给彻底地吸引了。以至于，我几乎都快要忘记了，我们家那片小小的、看似平静的舞台上，也正在酝酿着一场，无人观看的、更深刻的风暴。

妈妈依旧清闲。那种被架空的、无所事事的日子，像一层厚厚的、不透气的青苔，慢慢地，爬满了我们家所有的时间缝隙。她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用疯狂的家务来对抗空虚。她似乎……习惯了。

在那片属于外部世界的、喧嚣的背景音之下，我们家的生活，陷入了一种极其古怪的、充满了矛盾的新常态。

妈妈嘴上，再也没有提过吕叔叔。他的名字，连同那本厚厚的《复活》，都像被施了某种沉默的咒语，从我们家的日常对话里，彻底消失了。她对我，甚至比以前管得更严。她会仔细地检查我的每一份作业，会因为我一个字写得潦草而让我重写半页。

我们家的晚饭时间，开始悄悄地，向后推迟了半个小时。从五点半，变成了六点。

起初我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我饿得厉害，忍不住问她为什么还不做饭。她正坐在窗边，心不在焉地翻着一本杂志，听到我的话，头也不抬地说：“等天黑透了再做，凉快。”

我知道，她在撒谎。

因为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正好能看到税务局大院的门口。而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车，都会准时地，从那扇大铁门里，缓缓地驶出来。妈妈并不是在等天黑，她是在等那辆车。她想知道，他今天，有没有加班。

她从不承认。如果那天奥迪车准时出来了，她就会立刻站起身，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走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开始做饭，心情似乎也会好一些。如果那辆车迟迟没有出现，她脸上的那层冰霜，就会结得更厚，那晚的饭菜，也总是会咸得发苦。

我们家的电视机，在那年秋天的一场雷阵雨后，彻底坏掉了。屏幕上，只剩下一片永恒的、沙沙作响的雪花。舅舅程伟来看过一次，拆开后盖，鼓捣了半天，最后摇着头宣布，是里面的显像管烧了，没得修了。

妈妈于是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带着我，去家属院外面那条新修的、沿着护城河的滨江路上散步。那条路是县里最新的形象工程，路灯很亮，路面很宽，是县城里所有有头有脸的人物在晚饭后最喜欢聚集的地方。我常常能看到我们学校的校长，或者县医院的院长，腆着肚子和他们的夫人们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走着。妈妈很讨厌那个地方，以前总说那里的人太吵、太爱显摆，但那段时间，她却一反常态地，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带着我去那里走上两圈。

她会给我买一根棉花糖。她自己什么也不要，只是拉着我的手，在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慢慢地走着。她的步子很慢，眼睛也不像是在看风景，目光总是在那些同样在散步的人群中，来回地、不着痕迹地扫视着。我知道她在找谁。

我们走了很多天，都没有遇到。直到有一次，我们真的，“偶遇”了。

那天晚上，我们正走着，我看到前面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高大背影，正站在河边的护栏旁，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留着大背头的男人在说着什么。是吕叔叔。我看到妈妈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她的手心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冰冷的汗，连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她假装在看旁边花坛里的月季花，身体却不由自主地，朝着那个方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去。

就在我们离他们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吕叔叔似乎是谈完了事情。他和大背头男人握了握手，然后转过身，正好和我们打了个照面。

四目相对，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

我看到吕叔叔的脸上先是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随即就恢复了那种我熟悉的、温和而又带着距离感的笑容。他主动地朝着我们走了过来。“程蕾同志，”他点了点头，语气是那种纯粹的、领导对下属的客气，“带孩子散步啊？”

“……是，是啊，吕局长。”妈妈的声音有些发紧，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您……您也来散步？”

“嗯，跟招商局的刘局长，随便聊聊工作。”他轻描淡写地说，然后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笑着摸了摸我的头，“晨晨又长高了啊。最近学习怎么样？那本《复活》，看完了没有？”

他记得那本书。我看到妈妈在听到这句话时，那双一直努力维持着平静的眼睛里，瞬间就涌上了一层水汽。她死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才没让那层水汽凝结成泪珠。

“还在……还在看。”她替我回答道，声音嘶哑。

“嗯，好书，要慢慢读。”吕叔叔点了点头，然后就像对待任何一个普通的下属一样，又客气地对妈妈说，“行，那你们继续逛吧，我先回去了。”他说完，就真的转身，迈开步子，朝着另一个方向不紧不慢地走了，没有多说一句话，也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他就那么走了，留下妈妈一个人僵在原地，像一尊被瞬间抽空了灵魂的、冰冷的雕像。

我看到，她看着那个渐行渐远的、决绝的背影，那双刚刚涌起水汽的眼睛里，所有的光都一点一点地、彻底地熄灭了。她只是牵着我，转过身，默默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在那条灯火通明的、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滨江路上被拉得很长，很长。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那所有口是心非的矜持，所有煞费苦心的偶遇，在那句客气而又疏远的“程蕾同志”面前，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她输了。在这场无声的、关于谁先低头的战争里，她输得一败涂地。

(9)

那个冬天，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冒出了很多穿着红色马甲、推着崭新自行车的年轻人。他们的自行车后座上，都绑着一个印着中国邮政字样和一只绿色大雁的、方方正正的绿色铁皮箱子。

他们是新出现的邮递员，送的却不是信，而是一种名叫特快专递的东西，据说，能把一份文件，在一天之内，从省城送到我们这个小县城。

我们家属院里的人，都觉得这东西又贵又没用，有那个钱，打个长途电话不就什么都说清楚了？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家成了这栋楼里，唯一一个，会收到这种绿色铁皮箱子光顾的住户。

滨江路那次惨败的偶遇之后，妈妈像一个被戳破了所有幻想的气球，迅速地、无可挽回地，干瘪了下去。她不再去那条灯火通明的路上散步，也不再刻意地推迟晚饭的时间。她似乎彻底放弃了所有徒劳的、想要“抓住”什么的努力。

她迷上了十字绣。她没有选择那些寓意着家和万事兴的牡丹，而是从一本不知从哪儿来的、很高级的杂志上，描摹下了一幅极其复杂的图案——一个穿着芭蕾舞裙的、孤单的女孩，正踮着脚尖，在悬崖边上，迎着月光，独自旋转。

那幅十字绣成了她新的战场。她把她所有无处安放的时间、精力，和那些无法言说的、翻涌的情绪，都一针一线地，倾注了进去。她的手常常被细密的针尖扎出细小的血珠。她只是看一眼，然后把血珠吮掉，继续面无表情地绣着。

而就在她几乎快要把自己，也绣成画里那个孤单的舞女时，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第一次，敲响了我们家的门。

他送来一个厚厚的、印着特快专递字样的文件袋。收件人，是妈妈的名字。

我看到妈妈在签收时，那双因为长期捏针而指尖有些发红的、漂亮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板，站了很久，才慢慢地拆开了那个文件袋。

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什么信件或礼物，而是一叠厚厚的、关于“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最新的文件汇编和政策解读。文件的首页，夹着一张小小的、打印的便笺，上面只有一行很公式化的话：

“程蕾同志：此乃省局最新下发材料，关系到我县年底税收任务能否完成的重点工作，望认真研读，并于下周三前，提交一份学习心得及工作建议。——吕茂军”

我看不懂这短短几行字背后的深意。

我只看到，妈妈看着那张便笺，看着那个熟悉的、苍劲有力的签名，那双死水般平静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缓慢地、一点一点地重新亮起来。

那不是喜悦，也不是激动。

那是一种……一个快要溺死的人，被重新允许浮上水面呼吸时，那种劫后余生般的、巨大的、无法言说的复杂情绪。

她没有说话。她只是把那张小小的便笺，仔仔细细地，从文件上撕下来，然后，把它夹进了那本厚厚的《复活》里，夹在了她看过无数遍的、玛丝洛娃获得救赎的那一页。

从那天起，特快专递成了我们家新的访客。每隔几天，那个穿着红色马甲的年轻人，就会送来一个新的、厚厚的文件袋。妈妈的生活，重新被工作填满了。她又变回了那个我熟悉的、在灯下奋笔疾书的、一丝不苟的税务干部。

而我，则在那段看似恢复了平静的日子里，迎来了我童年中，最快乐，也最“富有”的一段时光。

这都要归功于一种从广州传过来的、名叫四驱车的玩具。

那是一种需要自己动手组装的、带着马达和电池的、可以跑得飞快的塑料赛车。一夜之间，它就取代了玻璃弹珠和拍画片，成了我们学校所有男生之间唯一的硬通货。

拥有一个龙头凤尾的底盘，或者一颗猎豹马达，远比期末考试考了双百，更能赢得同学的尊敬。我们学校门口那家小小的文具店，也紧急地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搭起了一条塑料的、高低起伏的专业跑道。每天放学，那里都围满了男生，空气中充满了马达刺耳的“嗡嗡”声，和塑料车壳碰撞的“啪啪”声。

林海峰，理所当然地，拥有了全校最豪华的车队。他的车，都是他爸爸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田宫原装正品，光一个车壳，就比我们买一整辆奥迪双钻还要贵。他的工具箱里，塞满了各种我们闻所未闻的秘密武器——镀金的导电片、滚珠轴承、甚至还有一小瓶专门给马达降温的、带着奇怪香味的神仙油。

他看不起我们这些玩着盗版车、用着最廉价零件的土鳖，而我们，也满足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享受着那种纯粹的、关于创造和竞赛的快乐。他像一个孤僻的、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技术大师。他会一个人，在跑道边上，蹲上一整个下午，反复地，调试着他赛车上某个齿轮的咬合度。他看我们的眼神，不再是轻蔑，而是一种更纯粹的、属于工程师的、不屑一顾——他觉得我们这些只会把零件随便装起来的菜鸟，根本不配和他讨论技术。

而我，也拥有了我人生中第一辆属于自己的四驱车。

那是我用整个暑假，帮邻居王阿姨跑腿买菜，换来的零花钱，买的一辆最便宜的冲锋战神盗版车。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照着说明书，笨拙地，把那几十个细小的零件，一点一点地，拼装了起来。当我把电池装上，按下开关，看到那四个小小的轮子，在我的手心里疯狂地转动起来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的喜悦，充满了我的内心。

那辆蓝色的、粗糙的、甚至连贴纸都贴歪了的塑料赛车，成了我那段时间里最好的朋友。

而曾文静，则成了我唯一的“后勤部长”。她对这种打打闹闹的男生游戏毫无兴趣。但她会在我因为一个零件装反了而急得满头大汗时，用她那双比我灵巧得多的手，帮我把它撬下来。她也会在我因为又输给了别人而垂头丧气时，递给我一块糖。

她说：“输了就输了嘛，不就是个玩具吗？你上次语文考试，作文不还是全班第一？这不就够了？”

那段时间，阳光很好。我们三个人，以一种奇特的、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共享着那个小小的、被跑道和蝉鸣声充满了的校门口。林海峰在他的世界里，追求着极致的速度。而我和曾文静，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分享着朴素的、笨拙的快乐。

我几乎都快要以为，生活，就会在马达的嗡嗡声和奶糖的甜味里，一直这样，平淡而又快乐地继续下去了。

但生活，终究不是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平坦的四驱车跑道，这份脆弱的平衡，是被一张贴在学校门口文具店墙上的、红色的海报打破的。

海报是用最醒目的红色纸张打印的，上面写着“飞驰杯全县青少年四驱车公开赛”。主办方是我们县的工人文化宫。比赛的奖品，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冠军，可以得到一辆最新款的、原装进口的田宫旋风冲锋，还有整整一套的改装升级零件。

那辆旋风冲锋，就像一个传说。它的底盘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里面精密复杂的结构，它的车壳，带着一种充满未来感的、漂亮的流线型。据说，它什么都不用改，就能轻松跑赢我们这些改装得乱七八糟的盗版车。

那张红色的比赛海报，像一颗烧得发红的石子，落进了我们校门口那潭平静的水里。我也没能免俗。我把那辆蓝色的冲锋战神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每一个齿轮都用妈妈的缝纫机油润滑过，每一个触点的铜片都被我用橡皮擦得锃亮。可我知道，这都是徒劳。它那颗虚弱的、不知名姓的马达，决定了它永远也跑不过那些装备了猎豹或者雷虎的赛车。

我需要三十块钱。这个数字，我是在心里，用铅笔，一笔一划地，悄悄算出来的。一颗猎豹马达，十八块。一套最便宜的、带轴承的塑料导轮，十二块。

那天晚上，妈妈的心情看起来很好。她没有看那些文件，也没有绣那幅十字绣。她只是坐在桌边，就着灯光，仔仔细细地，清洗着她换下来的丝袜。她最近穿得最多的，是那种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竖条纹的款式。我听见她说，这种袜子不显脏，也比肉色的结实。

她把袜子放在专用的搪瓷脸盆里，倒上一点点洗衣粉，用她那双漂亮的手，轻轻地、反复地揉搓。白色的泡沫，顺着她洁白的手腕，缓缓地往上爬。那动作，不像在洗一件脏东西，更像是在保养一件珍贵的、易碎的艺术品。

洗完后，她把袜子晾在卫生间里那根专门牵出来的细铁丝上。就在她转身的时候，她“呀”了一声。

我凑过去看。原来是其中一只袜子的脚踝处，不小心被她自己的指甲，勾出了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细细的银丝。那道银丝，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一道小小的、精致的伤口。

我以为她会像以前那样，叹一口气，然后把它收起来，等有空的时候，用针线，小心地把它缝补好。

但她没有。

她只是拿着那只勾破了的袜子，在灯下，端详了很久。她的眉头，微微地蹙着，像是在做一个很艰难的决定。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奢侈的烦恼。

过了一会儿，她从挂在墙上的那个竹编的针线笸箩里，拿出了针和线。

她没有去拿那些五颜六色的、用来补衣服的棉线。她从笸箩的最底层，翻出了一个小小的、缠在白纸板上的线圈。那上面的线，是透明的，比头发丝还要细，在灯光下，几乎看不见。妈妈说，这叫尼龙线，是她以前在纺织厂工作的同事送给她的，专门用来补这种最娇贵的袜子。

她戴上那枚黄铜顶针，就着灯光，开始缝补那道小小的、银色的伤口。

她的动作，比绣那幅悬崖边的芭蕾舞女，还要专注，还要小心翼翼。那根细细的针尖，在她白皙的、骨节分明的手指间，上下翻飞。她的呼吸，都放得很轻，仿佛生怕一口气，就会把那根脆弱的尼龙线给吹断。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那个瘦削的、微微弓起的背影。屋子里很安静，只有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那一刻，我心里那个关于马达的、吵闹了很久的念头，就那么突然地安静了下来。

我忽然觉得，我那辆蓝色赛车所渴望的、那三十块钱的轰鸣，在妈妈此刻，指尖上这根安静的、几乎看不见的尼龙线面前，显得那么的喧嚣，那么的……不懂事。

(10)

我第一次走进“冲浪E族”，说起来，还跟曾文静的爸爸有点关系。

那是个星期三的下午，学校组织作文竞赛，曾老师是评委。为了让我们写好《我的家乡》，他布置了一个作业，让我们去县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查查县志。我们县的图书馆，一共就两台能上网的电脑，慢得像两个快要断气的老头。我排了半天队，轮到我时，那台机器却怎么也连不上网了。

我们班的李凯当时也在，他碰了碰我的胳膊，说，去网吧查，快得很。他还说，他请客，就当以后作文借他抄抄。我心里想着，这是老师布置的作业，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于是就跟着他，第一次走进了那个挂着霓虹灯招牌的门洞。

网吧里的空气，和我之前闻过的所有味道都不同。那是一种混杂了很多人汗味、烟味和泡面味的、闷热而又浑浊的气味。键盘的“噼啪”声和鼠标的点击声，汇成一片密集的、永不停歇的雨。我很快就查到了我想要的资料，密密麻麻地抄了半个本子。可李凯却早已沉浸在刀光剑影之中，嘴里还念念有词。我不好意思催他，就在那个昏暗的、只听得见鼠标和键盘声的世界里，等着。

等得久了，我就有些尿急，想去上个厕所。

我看到网吧最里面的厕所门口，围着好几个我不认识的高年级男生。他们没有进去，而是鬼鬼祟祟地，把耳朵贴在厕所那面又湿又滑的瓷砖墙上，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种我看不懂的、神秘的笑容。

我学着他们的样子，走过去，也把耳朵轻轻地贴在了那面冰冷的、沾着水汽和污垢的瓷砖墙上。

墙体很厚实，冰凉的触感，顺着我的耳廓，一直传到心里。墙那边的声音，模模糊糊的，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又像是从一台信号不好的老旧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起初，我只听到一种很沉闷的、很有节奏的“砰、砰”声。那声音不响，但很有力，像我们家属院里的王木匠，在用一把大木槌，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一根泡过水的木头。每一次撞击，都带着一种沉闷的回响。那声音很有规律，隔一会儿，就响一下，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巨大的心脏，在墙的另一边，缓慢而固执地跳动着。

就在这单调的“砰砰”声之间，夹杂着一些更细微、更奇怪的声音。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一开始以为她在哭。那声音很细，带着一点点鼻音，像是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但仔细听，又觉得不对。我见过妈妈哭，见过邻居王阿姨因为丢了钱而哭，她们的哭声，都带着一种实实在在的、能拧出水来的悲伤。可墙那边那个女人的哭声，却很飘忽，很短促，像是被人捏着嗓子，硬挤出来的。她哭一下，就会停顿一下，然后发出一声长长的、像是叹气，又像是打哈欠一样的、拖得很长的“嗯……”声。

更奇怪的是，她那断断续续的哭声里，还夹杂着笑。

那也不是我们平时听到的那种开心的笑。那笑声，是从她的喉咙深处，被什么东西给逼出来的，又尖又细，像我们家那只老猫，被人不小心踩到了尾巴时，发出的那种又惊又怒的叫声。她“咯咯”地笑几声，笑声就会突然断掉，变成一种压抑的、小声的呜咽。

哭声，笑声，叹气声，还有那种沉闷的、永不停歇的撞击声，就这么混杂在一起。我听不懂那代表着什么，但我能感觉到，那声音里，有一种东西，让我的脸颊发烫，心跳也莫名其妙地快了起来。那声音，不像我们这个世界里任何一种我熟悉的声音。它像是一种秘密的、只在夜晚和暗处才会发生的、属于成年人的语言。

就在我准备把耳朵挪开的时候，旁边那个留着小胡子的、高年级的男生，仿佛看穿了我的茫然，他转过头，对我挤了挤眼睛，脸上带着一种传授秘籍般的、油滑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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