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那个伴随着“沙沙”声的夜晚过去后，妈妈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她依然在清晨给我冲麦乳精，在深夜里看那本厚厚的《复活》，她依然用一种近乎偏执的整洁，来对抗生活的混乱。

但有些东西终究是不一样了。我能感觉到，我们家那根因为外公生病而绷紧的弦，并没有松下来。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以一种更内在、更沉默的方式继续拉扯着妈妈。

那本《复活》，她看得越来越慢了。有时候，一整个晚上书签都停留在同一页。她不是在看书，而是在透过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看着某个更遥远、更让她费神的东西。

我们家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成了这个家里最神秘，也最让我感到不安的物件。

它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因为单位的公事而响起。但每隔几天，总会在某个固定的、晚饭后的时间，发出“铃铃铃”的、清脆的声响。

每一次，妈妈都会像一只受惊的鸟一样，身体微微一颤。然后，她会放下手里的碗筷，或者针线，走到电话机旁。她不会立刻接起来，而是会先深吸一口气，仿佛在给自己做某种心理建设。

接起电话后，她总是说得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安静地听。我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从她嘴里飘出来的词：“嗯”、“好的”、“知道了”、“谢谢您关心”。她的声音，会变得比平时更柔软，也更客气，带着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恭敬的距离感。

每一个电话，都不会超过五分钟。挂了电话后，她常常会陷入更长久的沉默，有时候会去阳台上站很久，有时候，则会拿起那本《复活》，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用手指摩挲着它深绿色的、冰冷光滑的封皮。

我知道，电话那头是那个儒雅的吕叔叔。

但那个冬天，他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出现在我们家里。

直到一个下着小雨的周三晚上。

那天，妈妈的心情似乎格外好。她下班回来，给我带了一只我一直想要的发条青蛙玩具。晚饭，她也难得地炒了一个荤菜——韭黄炒鸡蛋。金黄的鸡蛋，配上嫩绿的韭黄，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特别有食欲。

饭桌上，她甚至还和我开起了玩笑，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小姑娘给我写情书。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看着我的窘迫样，发出了久违的、清朗的笑声。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妈妈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她站起身去开门，门口站着的，正是那个穿着深色风衣、头发上带着一层细密雨意的吕叔叔。

“没打扰你们吧？”他笑着说，声音温和又有磁性，“刚在附近开完一个会，路过这里，想起有份关于税改的文件，明天开会要用，落在办公室了，想让你帮个忙，去单位取一下。”

“啊……好，好的。”妈妈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下意识地就要去拿挂在门后的钥匙。

“不急，不急，”吕叔叔摆了摆手，目光落在了我们的饭桌上，笑着说，“先吃饭，吃完饭再去。正好，我有些关于文件里的细节，想跟你当面讨论一下。”

他很自然地就走了进来，在我的身边坐下。妈妈给他拿了一副干净的碗筷，给他盛了一碗饭。

那一晚，我们家那张小小的饭桌上，再次充满了那种类似家庭的、温暖而和谐的气氛。他没有再跟我聊“鲁提辖”，而是和妈妈聊起了那本《复活》。他们聊着聂赫留朵夫的忏悔，聊着玛丝洛娃的苦难，聊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关于“灵魂”和“人性”的话题。

妈妈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那种我曾在她研读业务时见过的、专注而又明亮的光。在讨论某个观点时，她甚至会因为激动而和吕叔叔发生小小的争论。她的脸颊，因为兴奋和那一点点酒精（她给自己倒了小半杯红酒），而泛着健康的红晕。

那一刻的她，是那么的动人，那么的有生气。

雨越下越大，敲打着窗户，发出“噼啪”的声响。墙上的挂钟，时针已经指向了九点。到了我该上床睡觉的时间了。

妈妈站起身，对我说：“何晨，去睡觉。”然后，她又对吕叔叔带着一丝歉意地说：“吕局长，您坐，我先去把文件给您取回来。”

“不用，”吕叔叔也站了起来，笑着说，“外面雨大，你一个女同志不方便。我开车送你过去，拿了文件，再送你回来。”

这个提议，听起来合情合理，无法拒绝。

妈妈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她走进房间，拿了一把伞，又穿上了一件外衣。

临走前，她走到我的床边，帮我掖了掖被角。我假装已经睡着了，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饭菜香、红酒香和她独有体香的、温暖的气息。

我听到她和吕叔叔一起走出了家门，我听到楼道里，他们俩一前一后的、沉稳的脚步声，逐渐远去。

我没有睡着。我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那片被雨水打湿的、无尽的黑夜。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多久。在孩子的世界里，等待的时间总是被无限拉长。我只知道，当妈妈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我房间里那只小小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

她回来的脚步声，很轻，很轻，像一只怕惊扰了谁的猫。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先去洗漱，也没有开客厅的灯。我从帘子的缝隙里，能看到她就那么站在门口的黑暗中，一动不动，像一尊被雨水淋湿了的、孤零零的石像。她站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她要在那里站到天亮。

然后，她动了。

她没有走向卧室，也没有走向卫生间，而是径直地、像梦游一样，走到了那台红色的拨盘电话机旁。

我看到她拿起听筒的手在微微地发抖。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这一次，她没有沉默，也没有客气。她的声音，是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混合着哭腔、委屈和某种孤注一掷的颤抖。

“喂？”电话那头，传来那个熟悉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听筒，我甚至能听到她急促的、努力想要平复下去的呼吸声。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小心翼翼的颤抖，“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很自然的、带着关怀的语气问：“到家了？雨很大，没淋着吧？”

“没……没有，谢谢您送我回来。”妈妈的回答，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却又无比漫长的沉默。我能感觉到，妈妈正在组织着她的语言，那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

“那个……吕局长，”她再次开口，声音压得更低了，仿佛怕惊醒什么一样，“刚才在办公室……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您别误会。”

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意思，我只知道，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急于解释的恳切和一种害怕对方真的误会了的恐慌。

“我就是……就是觉得，太晚了，孤男寡女的，影响不好。”她找了一个很蹩脚，也很正确的理由。

电话那头，似乎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清具体的内容，因为那个男人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穿透力不强。但我看到，随着电话那头的话语，妈妈那原本紧绷的、像要断掉一样的身体，一点一点地，放松了下来。

她紧紧抿着的嘴唇，微微地张开了。她那双一直盯着地面、不敢抬起的眼睛，也慢慢地，抬了起来，看着面前那片空无一物的、黑暗的墙壁。

电话那头又说了一会儿。妈妈只是“嗯”、“嗯”地应着，声音里的那种紧张和恐慌，正在一点点地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混杂着愧疚和某种如释重负的复杂情绪。

最后，我听到妈妈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说：“……我知道了，谢谢您。您也……早点休息。”

她挂断了电话。

听筒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妈妈还举着那个已经没有了声音的听筒，僵在原地，一动不动。

我看到，她慢慢地，把听筒放了回去。然后，她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台红色的、冰冷的电话机外壳。那动作，像是在抚摸一件滚烫的、却又舍不得放手的烙铁。

过了很久，她才转过身，走进卫生间。

哗哗的水声，再次响起。

这一次，我知道，她想洗掉的，不仅仅是身上的雨水，更是那份让她无所适从的唐突以及那份因为自己“坚守了底线”，却又仿佛误解了别人的、巨大的、无处安放的愧疚。

我用被子，死死地蒙住了自己的头。

那时候我还没明白。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有些拒绝，并不是结束，它恰恰是另一场更漫长、也更磨人的拉锯战的真正开始。

(7)

那个冬天似乎格外的漫长，但也终有尽头。当家属院窗外那棵高大的香樟树，重新抽出嫩绿得近乎透明的新芽时，春天终于还是来了。

我的生活，也似乎随着季节的更替，重新回到了某种固定的轨道上。妈妈依然忙碌，但那种紧绷得仿佛随时会断裂的神经质，似乎被她用一种更强大的、后天习得的平静给包裹了起来。她会在深夜里，一边听着复读机里流淌出的、舒缓的钢琴曲，一边在灯下，一丝不苟地用红蓝两种颜色的笔修改着那些我看不懂的税改流程图。

而我，则重新回到了学校，回到了那个由粉笔灰、课间操的广播声和同桌曾文静身上淡淡的墨水香味所构成的、熟悉的世界里。

曾文静的病，在开学后不久终于好了。但重新回到座位上的她，却像是被一场大病抽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她的话变少了，也更少笑了。以前，她会在自习课上偷偷地在草稿纸上画小人，或者跟我讲她周末又看了什么有趣的课外书。但现在，她大部分的时间，都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手里捧着一本书，一看就是一整节课。

她的眼神，也常常会变得很飘忽。有时候，我跟她说话，她明明看着我，但那目光却像是穿透了我，落在了某个很遥远的地方。

有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让大家用“虽然……但是……”造句。

轮到曾文静时，她站起来，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很轻，但全班同学都能听见的声音，说：“我们家那盆茉莉花，虽然每天都浇水，晒太阳，但是……它还是生病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淡淡的忧伤。全班同学都觉得这个句子造得很奇怪，但只有我知道，她说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那盆花。

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出校门。快到她家楼下时，她会习惯性地放慢脚步。那栋楼里，不再传来激烈的争吵声，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死寂般的安静。

“我爸爸最近，很喜欢喝酒。”有一次，她突然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只能笨拙地说：“喝酒……伤身体。”

“他以前不这样的，”她低着头，踢着脚下的一颗小石子，“妈妈说，他是……工作上，不顺心。”

我能感觉到，她在用这种小心翼翼的、碎片化的方式，向我这个她唯一能信任的同类，发出一种寻求共鸣的信号。而我只能像个无能为力的哑巴一样，沉默地听着。

我们俩，就像两只过早地感受到了寒意的小动物，下意识地想要凑在一起，互相舔舐伤口，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林海峰，则以一种更彻底的方式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

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试图用他那个新世界来吸引或攻击我们。他彻底地沉浸到了那个由电脑和网络构筑的、我们无法企及的世界里。

他的座位，被调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上课的时候，不再睡觉或捣乱，而是会把一本很厚的、印着奇怪英文和代码的、名叫《电脑爱好者》的杂志，夹在课本里看得津津有味。课间的时候，他会和几个同样家境不错的男生，围在一起神秘兮兮地讨论着一些我完全听不懂的话题。

“……昨天晚上，我又在石墓阵烧了一夜的猪，爆了一本《半月弯刀》！”

“……真的假的？你现在多少级了？我才刚学会召唤骷髅……”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一种属于成年人的、秘而不宣的骄傲和兴奋。他们有属于自己的黑话，自己的世界，自己的荣耀。那个世界，将我和曾文静，以及教室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彻底地排斥在外。

这种无视，远比他之前任何一次挑衅，都更让我感到那道鸿沟的巨大和冰冷。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条行驶在不同航道上的小船，虽然还同处于一间教室里，却已经渐行渐远，驶向了各自完全不同的、由家庭所铺就的未来。

那道已经存在的裂痕，是在期中考试之后以一种近乎于羞辱的方式，被彻底地撕开的。

那次考试，我考得很差。因为外公生病，因为家里发生的种种变故，我落下了很多功课。我的数学第一次没有及格。

曾文静，依然是班里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她的名字，被红纸写在光荣榜的第一行，贴在教学楼最显眼的位置。

而林海峰，则考了全班倒数第三。他的试卷被老师用红笔画满了叉，惨不忍睹。

但在考试成绩公布后的第二周，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林海峰的爸爸，丰泰集团的林老板，以公司慈善的名义，向我们学校捐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教室。二十台崭新的、白色的联想电脑，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间新装修的教室里，屏幕上还贴着蓝色的保护膜。

在那个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用一种极其激动和高亢的语调，在国旗下，对林老板的“慷慨义举”和“对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表示了最衷心的感谢。

然后，在全校师生的注视下，林海峰，这个全班倒数第三的差生，作为“捐赠方的学生代表”被请上了主席台。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明显是新买的名牌运动服，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了一张写着“捐资助学，情系教育”的、巨大的红色奖状。

那一刻，阳光照在他的脸上，照在他那副因为尴尬和不知所措而显得有些僵硬的笑容上。台下，他的父亲林老板，那个总是叼着雪茄、满脸横肉的胖男人，正站在一群校领导的簇拥中，满面红光地为他鼓着掌。

我站在队伍里，看着主席台上那个与周围一切都格格不入的林海峰，又看了看站在我身旁，那个因为考了第一名，本应上台领取奖状，此刻却只能和我一样，站在台下鼓掌的曾文静。

我看到曾文静那张总是很文静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和我一样的、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表情。

我忽然觉得，我们平日里在课堂上学的那些，关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诚实和努力的道理，在主席台上那张巨大的、刺眼的红色奖状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可笑。

那天，我开始对这个看似公平的、用分数来衡量一切的世界，产生了怀疑。

而这种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再也无法拔除了。

那个充满了困惑和茫然的春天，最终还是在日益聒噪的蝉鸣声中，滑向了夏天。期末考试的成绩单，像一张早已注定好命运的判决书，发到了每个人的手里。曾文静依然是第一，我勉强挤进了中游，而林海峰，则毫无悬念地继续在榜单的末尾徘徊。

那张写着“捐资助学”的巨大奖状，在学校的宣传栏里被晒得微微褪了色。但它所带来的那场无声的地震，其余波却还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久久回荡。

暑假如期而至。

妈妈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局里要搞一个关于税改的、全省性质的成果展览，她是主要的筹备人之一。

那段时间，她几乎是以单位为家，每天都带着一身疲惫和满身的油墨味回来。她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管我。

就在这时，舅舅程伟又一次恰好地出现在了我们家。

他这次来，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提着一个印着娃哈哈字样的、红色的铁皮礼盒，里面装着几瓶八宝粥和一些饼干。他满面红光，看起来精神焕发，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

“姐！晨晨！”他一进门就咋咋呼呼地嚷道，“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弟我，要出人头地了！”

原来，他所在的那个半死不活的土产公司，终于要进行改制，准备和一个香港来的老板合资搞一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的工厂。而舅舅，凭借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以及常年在棋牌室里练就的、察言观色的本领，居然提前巴结上了港商派来的一个经理，被许诺在新工厂里当一个管仓库的小头头。

“姐，你别看这官不大，”他得意洋洋地对我妈说，“这可是合资企业！以后我就是白领了！跟那些泥腿子可不一样了！”

他这次来，除了炫耀，还有一个目的。他看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便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带我去乡下体验生活，让他这个未来的“白领”舅舅，好好地带我见见世面。

妈妈大概是忙得实在分身乏术，也或许是觉得乡下空气好，有助于我散心。在舅舅再三保证会把我照顾得白白胖胖之后，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我就坐上了舅舅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零件哪儿都响的凤凰二八大杠，一路颠簸着，去往那个我只在外公生病前偶尔才会去的、遥远的乡下。

乡下的夏天，和县城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这里没有高楼，没有汽车的喇叭声。只有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稻田，和被太阳晒得滚烫的、蜿蜒的田埂。空气里，充满了青草、泥土和牲畜粪便混合在一起的、浓烈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味道。巨大的、不知名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蜻蜓低低地飞着，翅膀在阳光下，像一层透明的玻璃纸。

舅舅的土产公司，就在镇子的入口处。那是一排低矮的、灰色的平房，墙皮已经大面积地剥落，露出里面斑驳的红砖。院子里堆满了各种积压多年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貌的农产品，散发着一股陈旧的、发了霉的味道。

这里就是舅舅即将“出人头地”的地方。

我的暑假生活，就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以一种极其缓慢的、近乎于停滞的节奏展开了。舅舅每天都忙着和他那些未来的“同僚”们，喝酒、打牌，商量着新工厂成立后，如何“大展宏图”，根本没时间管我。

而我则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避难所。

土产公司的隔壁，是镇子上的卫生院。卫生院后面，有一排老旧的、青砖黛瓦的教职工宿舍，据说以前是给老中医和家属们住的，现在大多已经空置了。只有一个院子还住着人。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院子，是因为它门口那棵巨大的、几乎遮蔽了半个天空的黄桷树。那棵树，比我们家属院里的香樟树，还要老，还要大。

而那个女孩，就坐在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大概十三四岁的样子。她很白，是那种因为不常出门晒太阳而显得有些苍白的、不健康的白。她很安静，甚至比曾文静还要安静，但那种安静，不是文静，而是一种超乎年龄的、仿佛对周遭一切都漠不关心的冷静。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和一条灰色的裤子，脚上是一双最普通的塑料凉鞋。她就坐在一张小小的竹凳上，手里捧着一本很厚很厚的、连封皮都磨损了的、砖头一样的书。

她看得那么专注，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她和那本书。连我这个陌生人在她院子门口站了很久，她都没有抬一下头。

她，就是郑文清。

我是在后来偷听舅舅和镇上的人聊天时，才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令人唏嘘的身世。

她是跟着外公住在这里的。她的外公，是卫生院那个退休了的、德高望重的老中医。而她的父母，据说，原本都是东北抚口那边，一个大工厂里的大人物——一个是总工程师，一个是厂办的干部。后来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父亲被抓进去了，母亲则在一个雪夜里跳了楼。

于是，她就成了孤儿，被外公从千里之外的东北，接到了这个南方的、偏僻的小镇上。

我知道这些的时候，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

我再去看她时，眼神里，就多了一丝我自己也说不清的、混杂着同情和某种同类辨认的情绪。

我们的第一次交谈，发生在一个下着雷阵雨的午后。我被舅舅差遣去隔壁卫生院的小卖部买酱油，回来的路上，雨突然就大了。我抱着酱油瓶，狼狈地冲到那棵巨大的黄桷树下躲雨。

郑文清就坐在屋檐下的竹凳上，依然在看那本厚厚的书。

她看到我被淋得像只落汤鸡，没有笑，也没有说话。她只是默默地站起身，走进屋里，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块干净的、洗得发白的旧毛巾。

她把毛巾递给我，说：“擦擦吧。”

她的声音，很清脆，带着一点点北方人特有的、平直的腔调，和我们南方人软糯的口音完全不同。但很好听。

“谢谢。”我接过毛巾，小声说。

我们就那么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在屋檐下，听着外面“哗啦啦”的雨声，谁也没有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好奇地问她：“你在看什么书啊？”

她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那上面，印着两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辞海》。

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把一本这么枯燥的、像字典一样的大部头看得津津有味。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困惑，淡淡地解释了一句：“外公说，人可以不识字，但不能不识理。这书里，什么理都有。”

那句话，我当时听不懂。但我却被她那种超越年龄的、一本正经的沧桑感，给深深地镇住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和我，曾文静，林海峰，我们所有人，都不一样。她不属于我们那个由分数、电脑和新衣服构成的、孩子的世界。

她像一个从成年人的世界里，不小心走错了片场的、小小的灵魂。

雨停了。我把毛巾还给她，抱着酱油瓶回了那个破败的土产公司。

从那以后，我每天下午，都会有意无意地，溜达到她家门口。有时候，我会看到她在院子里，帮她那个步履蹒跚的外公晾晒草药。有时候，我会看到她踩着一张小板凳，吃力地修补着屋檐上漏雨的瓦片。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神情总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专注，仿佛在做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那个瞬间，那种与年龄不符的、承担起家庭重担的成熟，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

暑假结束的前一天，我要回县城了。我鼓起我所有的勇气，把妈妈给我买的那只还没怎么玩过的、崭新的铁皮发条青蛙，用一张报纸包好，送到了她家门口。

她收下了。没有说谢谢，也没有说不要。

她只是转身回屋，再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小小的、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她把手帕打开，里面是几块晶莹剔透的、琥珀色的东西。

“这是冰糖。”她说，“我外公自己熬的，润肺。送给你。”

我接过那几块还带着她手心温度的冰糖，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填得满满的。

那个暑假，和郑文清的相遇，就像一场没有对白的、深刻的电影。它没有让我感到轻松，反而让我对生活这两个字，有了一种更沉重、更早熟的理解。

当舅舅骑着他那辆破自行车，把我重新带回那个熟悉的、充满了压抑气息的县城时，我觉得，自己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不少。

我推开家门，看到妈妈正站在客厅里。

她瘦了更多，但精神却很好。她穿着一身崭新的、剪裁合体的深蓝色套装，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皮鞋。她的头发，精心打理过，脸上，还化着我看不懂，但感觉很职业的淡妆。

她不再是那个只属于我的、穿着家居服的妈妈了。她看起来，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陌生的女战士。

“晨晨，回来了？”她对我笑了笑，“快收拾东西，妈妈明天，要去市里，参加一个月的培训。”

她的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熟悉的疲惫和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义无反顾的决然。

(8)

妈妈去市里参加培训的那一个月，是我记忆里，最漫长，也最奇怪的一个月。

她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她把我叫醒，把一叠用信封仔细装好的、零零散散的饭票和钱，交到我手里。她蹲下身子，帮我把衣领理了又理，那双总是很温暖的手，此刻却有些冰凉。

“晨晨，妈妈不在家，你要听王阿姨的话，自己按时吃饭，好好写作业。”她的声音，很轻，也很平静，但那双看着我的眼睛里，却藏着一片我看不懂的、深不见底的海。

我点了点头。

她就那么走了，没有回头。我站在窗前，看着她瘦削的背影，消失在黎明前那片青灰色的晨雾里。

那一个月，我们家彻底地成了一座孤岛。

妈妈不在，屋子里那股熟悉的、混合着檀香皂和她独有体香的味道，一天比一天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旷的、带着灰尘味的寂静。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冲到电话机旁，看它有没有响过。但它总是沉默着，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

培训的前两个星期，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在固定的八点钟，从市里打来电话。电话是打到邻居王阿姨家的，王阿姨会扯着嗓子，在楼道里喊我的名字。每一次，我都会像一只听到了主人呼唤的小狗，飞快地冲出家门。

电话里，妈妈的声音听起来很好。那是一种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带着一丝兴奋和新奇的轻松。她不会跟我描述城市有多繁华，而是会讲一些更具体的、我能听懂的小事。

“……晨晨，我今天在市里的新华书店，看到你上次想要的那套《郑渊洁童话全集》了，装在一个大盒子里，可漂亮了，妈妈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上。”

“……我们宿舍楼下，有一家卖生煎包的，味道跟你外婆做的很像。我今天早上吃了四个。”

“……今天上课，老师讲了‘反倾销税’，我以前只在书上看过，今天才算真正弄明白……”

她讲这些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种重新找回学生时代感觉的、淡淡的雀跃。有时候，她会突然停下来，压低声音，用一种更亲密的、分享秘密般的语气说：

“……你吕叔叔今天还问起你了，问你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没有。”

她口中的“吕叔叔”，说得那么自然，仿佛他真的是我们家庭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的她，是快乐的，是充满希望的。她像一棵长期处在阴影里的植物，终于被移到了阳光下，每一片叶子都在努力地舒展开来。

但这种舒展，并没有持续多久。

从第三个星期开始，妈妈的电话，变得不再那么准时了。有时候会推迟到九点，有时候，甚至一整个晚上都不会响起。

就算打来了，她的话，也变得特别少。不再跟我讲那些市里的新鲜事，只是匆匆地问我几句“吃饭了没”、“作业写完了吗”，然后就挂断了。她的声音，也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变得很疲惫，很沙哑，像是在很吵闹的地方扯着嗓子喊了很久一样。

有一次，我甚至在电话里，听到了她那边传来“哗啦啦”的、搓麻将的声音，还夹杂着男男女女的、高声的谈笑。

我问她：“妈妈，你在干什么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她才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语气说：“……没，没什么。在……在跟同事们，闲聊呢。”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闲聊，需要伴随着那么嘈杂的麻将声来进行。

那个月，我过得浑浑噩噩。白天在学校，看着曾文静和林海峰他们，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暑假的距离。而晚上，守着那部时而响起、时而沉默的电话，我又觉得自己和那个身在市里的妈妈，隔着一个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喧嚣而又陌生的世界。

一个月后，妈妈终于回来了。

她回来那天，是舅舅程伟开着一辆不知从哪儿借来的、破旧的面的车，把她从长途汽车站接回来的。

她瘦了，也黑了，但整个人，却像被一层看不见的、冰冷的玻璃罩子给罩了起来。她不再像走之前那样，眼神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她又变回了那个沉默的、不动声色的、心事重重的妈妈。

她给我带回来了那套精装版的《郑渊洁童话全集》，但交到我手里时，却没有像以前那样，笑着摸摸我的头。

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拿去吧。”

舅舅程伟看着妈妈这副样子，有些奇怪，但还是嬉皮笑脸地凑上去说：“姐，你看你，去城里进修了一个月，怎么回来还一脸不高兴？是不是培训太累了？”

妈妈没有理他。她径直走进卫生间，把门关上。里面，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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