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你一样勇敢，早在1941年就主动参军……可她也和你一样蠢，一样幼稚！

他妈的一个个都怎么想的，非要前仆后继地往火坑里跳？

非要死了才知道自己有多愚蠢？

一个个都只会夸耀那些无关紧要的伤口！

喊着那些自欺欺人的口号给自己壮胆！

难道这一切都源自人类的蠢病？！

那一刻，我真想把她抓回去，丢进战俘营，让她尝尝战争真正的苦头。

但最终，我还是放走了她。

只是，我说出口的话，却让她受尽了屈辱。

在我转身离开时，她用法语愤怒地朝我骂道：

“操你妈！就你这老不死的老婊子，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

薇，你知道吗？听到她这话，我居然笑了。

我宁愿……宁愿我当初去参军之前，折断你的手脚…挖下你的双眼…把你锁在地下室里…

哪怕…哪怕你会因此恨我一辈子，骂我一辈子……我也绝不要让你死在那无情的战场上……

1944年6月6日 诺曼底滩头 咸腥

盟军的舰炮把海水炸成沸腾的铅水。

我带着一群十几岁的新兵躲在沙丘后，他们的钢盔大得能装下整个脑袋。

小奥托尿湿了裤子，却还在给步枪上膛。

“施耐德班长，我们能活着回去吗？”

他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着，仿佛成了待宰的羔羊。

薇…你知道吗？

他盯着我时，那双天蓝色的眼睛，充满了纯真和恐惧。

“能。等打完这仗，我带你们去巴哈拉赫看紫罗兰花。”

我摸了摸他的头，这触感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金发，但我撒谎了。

夜里，奥托的肠子挂在铁丝网上。

我只是木然地用他的钢盔舀海水，洗去手上的血。

薇，你一直期待着的大海，在战争里，不过是一滩混合着盐水的血水，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咸腥味。

对岸传来丘吉尔的演讲：

“胜利不会向我们走来……”

去他妈的胜利。

1944年7月18日 卡昂 焦糊

英国佬的炮火比任何时候都要猛烈，把城市撕成了碎片。

薇，我在燃烧的教堂里，发现个呻吟着的青年人。

他看上去是多么年轻，才18岁，可他胸口的伤口却爬满了蛆虫。

你一定想救他吧，但你已经死了。

然而当我用鲁格手枪抵住他太阳穴时，他开口了：

“我想妈妈了……”

枪响时，你的照片从我的钢盔里滑落。

我看着照片思绪回到了从前：

那时候，我们都穿着洁白的连衣裙。

你站在我身边，正和我勾肩搭背，脸贴着脸，你的笑脸就像冬日里的阳光。

但那一刻，却永远被定格在了照相机快门摁下的那一瞬间。

现实里我却对着尸体呕吐，直到吐出胆汁。

我们都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里，为了各自的信念而战，但讽刺的是…我们各自的信念，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薇……我是如此地想你，我踏遍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可始终都找不到你的身影。

你到底在哪里啊？

1945年5月8日 柏林 疼痛＆麻木？

薇…我好久没闻到紫罗兰花的香气了，我想念莱茵河畔的巴哈拉赫…

战争明明快结束了，我却被一枚炮弹夺走了生命。

可我的灵魂还在这片土地上。

我记得，在我失去意识的一瞬间，我回到了巴哈拉赫镇子上…我们的花店前……

我终于闻到了熟悉的紫罗兰花香。

花店旁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的喧嚣钻进我的耳朵。

可我却穿着一件沾满血渍的破烂军服，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可你却站在花店门口，依旧对着我笑，那笑容多么灿烂。

可是，那熟悉的紫罗兰花香和周围喧闹着的一切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尸体的腐臭味和震耳欲聋的炮火声。

薇，你知道吗？那个苏联女兵，

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秒，来柏林找我了。

我告诉她：

“季阿娜，你可以走了。”

她不理我。

周围的人看着我，以为我在和空气说话。

直到季阿娜的战友们将红旗插上了国会大厦，她才化作了白鸽，飞回了她的故乡。

薇……死后我扔掉了那枚铁十字勋章。

你就像纯洁的天使，不幸被人间的炮火无情玷污，你离去后，灵魂回到了本该属于你的天堂。

而我，已被世界遗弃，既不属于那美好的天堂，也不属于恐怖的地狱。

我的灵魂留在这世界上，承受着永恒的孤独与悔恨，可我依旧不会放弃寻找你。

薇…姐姐爱你。

《红色水波》（第三卷）

1945年12月28日 列宁格勒

我叫彼得罗夫·伊万诺维奇·辛德洛夫，这本日记属于我的挚友，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

她大我两岁，我平日里都喊她杜西娅，她是我邻居家的孩子。

小时候，我家的电灯泡就像着了魔似的，总被我不小心按坏，而她父亲是电工。

每次她父亲来我家换灯泡，她总会像个小尾巴似的跟过来。

日子一长，我们便熟络起来，成天一起玩耍。

那时，她比我高。

我们一同考入普希金中学时，她已是个满头漂亮金发的少女。

某次我又弄坏了灯泡，正急得团团转时，她竟从家里偷拿了新灯泡，踩着椅子替我更换。

那时，她比我矮。

可当她站在椅子上的瞬间，她比我高出大半个身子。

我仰头望着那个熟练更换灯泡的身影，眼里满是崇拜。

而当她跳下椅子时，我下意识地张开双臂接住她，四目相对的刹那，她又比我矮了。

我脸红了，有些不知所措。

可她却突然笑起来：

“傻瓜蛋，下次再把电灯泡弄坏，我就告诉你父母，让你先挨一顿揍。”

后来，我们长成了青年人。

对未来充满了热血，尤其是我，我想去参军，保卫祖国，在战场上立功。

每当我跟她说我这个英雄梦时，她依旧笑着骂我傻。

可是，1939年12月28日那天，她却先我一步跑去参军。

她不在的那些日子，我很想念她。

我每天都给她写信，问她在军营里的日子过的怎么样。

她在回信上说，她参军，是因为她父亲摔断了腿。

可在字里行间便看得出，她参军时那股热情比谁都高涨。

我不甘落伍，于是在1940年时，我也参军了，与她同属一个部队。

后来在1941年，我们参加了布列斯特战役。

她被一个德国人揍了一顿，肋骨断了一根，左眼睛还被打瞎了，脸肿得不成样子，昏迷不醒。

我拼尽全力，把她扛到碉堡里，那还算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心如刀绞，可战斗还在继续，容不得我作过多停留。

我只能拿起枪，和其他几个战友一起，继续朝着碉堡外的敌人猛烈射击。

不知道什么时候，杜西娅醒了。

可她却坐在我的身后捧着这本日记，拿着笔，写下了6月28日的那份“遗书”。

形势愈发严峻，我扔了一把DP-28轻机枪给她，然后将她拉起，让她跟着我们一起突围。

我们的行动万分紧急，但我们还是逃了出去。

我回头一看，其他十几名和我们一起突围的战友已经不见了，他们都死在了突围的路上。

我再看看杜西娅，她累的跪在地上不停地喘着粗气，甚至站都站不起来。

没办法，后面的路我只能把她背起来走，直到登上一辆从斯摩棱斯克战役撤下来的运兵卡车。

那场战役我们输的很惨，很惨。

后来，我们参加了高加索地区的战斗。

在那些战斗里，我们一次次受挫，无一胜利。

杜西娅的脸色渐渐失去以前红润。

她的左眼被绷带缠着，右眼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在那一个个不眠之夜里，她总是坐在那里，目光呆滞地盯着被鲜血染红的地面。

那眼神，就和我们在白俄罗斯登上运兵车时，车里那些士兵的眼神一模一样。

和他们一样，她沉默着，仿佛早已死去。

她总是颤抖着问我：

“我们还能回家吗？”

我却不知如何回应，只是低声向她保证：

“会的…一定会的……到时候我们一起回家…我家灯泡总坏，就等你这个电工来修……”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我们的努力再次变为了徒劳。

我记得，那时的场面相当混乱。

反坦克炮阵地被一枚炮弹命中，尘土裹挟着碎肉，连同反坦克炮一同被炸上了天空。

士兵们绝望地将手里的燃烧瓶砸向德军那嘶吼着的钢铁巨兽。

燃起的大火，混杂着刺鼻的汽油味和酒精味。

一直到血腥味和焦糊味逐渐麻痹了我们的嗅觉，德军的攻势才在这场混乱中渐渐消解。

而杜西娅，她满脸涂满鲜血，彼时正倒在堑壕里，雪花轻轻落在她的肩头。

她一动不动，看上去刚死去不久。

这时，上级传来撤退的命令。

我只好跟随几位幸存的同志，缓缓撤离这条防线。

路上，我一脚一脚地踩着那一滩滩血水，溅起的水花浸湿了我的裤腿。

我厌恶地低下头，看着那滩血水。

可当我再次抬头，眼前竟仿佛出现了好几处血湖。

雪花依旧不紧不慢地在天空中飘散着，纷纷扬扬地融入那一个个血湖。

我的靴子踏在血湖上，又溅起一片片水花，水花落下，再次融入血湖，荡起层层血色涟漪。

后来，我再也没见过杜西娅，我以为她已经死了。

1942年11月，那时候我还在高加索地区。

我们的部队在一个集体农庄里稍作休整，准备第二天动身前往列宁格勒。

一声尖叫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顺着声音来到一个农民家。

只见一个黑影趴在地上，像饿极的狗一样啃着面包。

那个老实的农民站在我身旁，惊恐地指着她，尖叫着告发：

“有人抢劫！”

我举枪对准那人，怒吼：

“你在干什么？站起来！”

那人抬起头看向我，借着微弱灯光，我看清了她的脸。

那是一张憔悴得不成人形、面如死灰的脸——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

我的青梅竹马。

她看到我，愣了半秒，接着又拿着黑面包狼吞虎咽起来。

我看着她，那把莫辛纳甘步枪仿佛有千斤重，沉得让我默默把它缓缓放下了。

可我的手仍在止不住地颤抖。

这时，我感觉冰凉的手背上有股湿热。

我下意识擦了擦眼角，才发现不知何时眼眶已湿润，泪水正滴落在手背上，溅起水珠。

内心的不解与重逢的喜悦交织，却化作一声嘶力竭的怒吼：

“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你这行为违反了红军军法！”

话还没说完，我就用枪托砸向她的后脑勺，她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

要是红军战士背上抢劫的罪名，肯定会被就地枪决。

我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手里的枪也不知何时掉落。

只记得我不停地向那位农民求情，求他别给她安上抢劫的罪名。

那位农民也颤抖着答应了。

当我再次遇见杜西娅时，我们已身处列宁格勒。

这座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曾几何时，普希金中学的下课铃清脆悦耳。

校徽沐浴在夕阳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辉。

在那金黄色的校徽中，倒映着我们一同回家时的身影。

现在，普希金中学已变作了一堆废墟。

与下课铃一同响起的欢声笑语已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所替代。

而夕阳下的校徽闪烁着的不再是那暖洋洋的霞光，而是探照灯那冷冰冰的惨白色的白光。

而在这惨白光线的映照下，我和她的模样，也早已面目全非。

她，不再是当年邻居家那个会眉眼弯弯，笑着骂我傻的金发女孩，而是惩戒营第72支队第13班中的一名囚犯。

我，也不再是那个只会对着她纯真傻笑的男孩，而是第6集团军直属侦查连的上尉，胸前红色勋章的绶带上，还凝固着冻血。

我对着她苦笑，笑声里听不出半点喜悦：

“你当初一定饿坏了吧，可现在，我竟拿不出哪怕一点能吃的东西。”

或许是愧疚与自责扼住了我的咽喉，我的声音小到连我自己都听不清楚。

而她始终没有回应，只是呆滞地看着我。

我只得弯下腰，用匕首剖开了一具德国人尸体的腹部，从他的胃里面掏出一团裹挟着肠液和血液的面包渣，递给了她。

她颤颤巍巍地接过，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直到1944年1月27日那天，我们又一次分开了。

我们离开彼此，离开这片故土，去反击那些法西斯混蛋，直到捣毁他们的巢穴。

但在1944年8月22日，她被调遣到了附属于我们部队的第123惩戒营。

按道理来说，我们可以每天都见上一面，我也确实能感受到她那渐渐好转的心态。

可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隔阂了。

我只能寄希望于胜利的那天：

这些年，我与她见证了那么多生死离别。

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我会辞去我上尉的职务，与她度过余生。

倾尽所有，治愈她那被战争伤的体无完肤的心灵。

一直到1945年1月1日，我们即将越过波兰边境，准备解放波兰。

可我们得先渡过眼前这条汹涌的维斯瓦河，才能品尝到那甘甜的胜利果实。

于是，第123惩戒营的士兵们，季阿娜也在其中，毅然肩负起先锋的重任，为我们的进攻开辟道路。

天还未亮，凌晨时分，惩戒营的进攻便打响了。

远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夹杂着水花飞溅的声响，我的手心不禁渗出冷汗，内心深处仿佛有巨石悬起，沉甸甸的。

我忍不住朝那条死亡之河望去。

只见惩戒营的士兵们在对岸德军的疯狂火力压制下，奋力划动手中的桨，橡皮艇在河面上艰难前行。

一枚迫击炮呼啸而至，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一艘满载士兵的橡皮艇。

刹那间，爆炸声响彻天际，血肉与橡皮艇的碎片四处飞溅，被高高抛向空中，随后又重重地落回水面，激起大片冲天的浪花。

终于，熬到了第二天中午。

我们的大部队如神兵天降，迅速渡过维斯瓦河，及时支援了惩戒营的战士们。

第123惩戒营的营长一看到我们，立刻从地上一跃而起，高高扬起手中PPSH-41冲锋枪，直指德军阵地，用他那雄浑有力的嗓音，发出战斗的激昂号召：

“乌拉——！”

惩戒营的士兵们纷纷响应，那声音响彻云霄。

然而，在这振奋人心的口号声中，我却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深深的无奈与麻木。

他们并非畏惧死亡。

而是在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中，战争的残酷和现实的冷漠，早已将他们的心灵折磨得千疮百孔。

他们从未得到过祖国和人民的鼓舞与期盼，迎接他们的，只有无尽的指责与谩骂。

只因他们身处惩戒营，背负着沉重的罪名，面前只有两条道路：

要么在战场上英勇捐躯，用生命洗刷自己的罪恶，成为后人敬仰的英雄。

要么战败被俘，背负着骂名默默死去，沦为千古罪人。

当胜利的曙光终于毫无保留地洒遍大地，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身后的河滩。

数不清的残缺橡皮艇与战士们的尸骸在河中漂浮着。

滩头上，战士们的鲜血汇聚成流，源源不断地注入维斯瓦河。

整条河水都被染成了触目惊心的红色，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味。

血色浪花不住地拍打着滩头，贪婪地舔舐着滩上的尸体。

浪花每一次舔舐，那血红色就愈发显得狰狞恐怖。

那一阵阵滴水声，宣告着这场战斗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整个第123惩戒营，出发时整整670名士兵，最终仅有47人得以幸存。

然而，在这侥幸存活的47人之中，我寻遍每一张面孔，却始终不见杜西娅的身影。

直至我瞧见几个惩戒营的士兵聚作一团，我迈步朝他们走去。

他们指着远处滩头上那具面目全非、沾满泥浆的尸体，强挤出连自己都笑不出来的干笑，说道：

“那家伙的好运到头了……”

一名士兵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绕开尸体周围的泥泞与散落的弹壳，开始在那具尸体的身上翻找起来。

没过多久，他从尸体的口袋里，掏出两份被鲜血浸透的书信。

他静静地站在原地，读着读着，脸上逐渐浮现出复杂难辨的神情。

沉吟片刻后，他那低沉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哦，这个可怜的家伙叫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是惩戒营那边的人。”

……

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我的杜西娅。

就如你在日记中所写，你的父母一切安好，列宁格勒不再是你日记里的那座鬼城了，现在的人们生活在阳光下。

可当我刚刚回到列宁格勒时，你的父母就急切地来问我：

“迪娅呢？还没回来吗？”

我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能掏出口袋里，你那封沾满了血、未来得及寄出去的家信。

你父母一字一句地读着，每读一个字，他们的身体就颤抖得更厉害。

当他们终于读完时，你父亲声泪俱下，崩溃地质问我：

“你小子不是信誓旦旦地说，到了军队里…会保护好她的吗……？！”

说着，他高高扬起手，那一刻，我甚至希望他能狠狠地揍我一顿，这样或许我心里的愧疚能减轻几分。

可他的手在空中停了许久，最终还是无力地放下了。

他叹了口气，缓缓摇了摇头，用一种哀伤的语气，低声告诉我说：

“孩子…先回家吧……你父母…他们…”

自那以后，又过去了三个月。

在那三个月里，

我每天不是在父母离世后留给我的房子的厨房里昏昏沉沉地睡去。

就是在警察局的醒酒室里，带着疲惫与失落，痛苦却无奈地醒来。

后来，我也渐渐地试着想通一些事情。

可这“想通”，

又何尝不是我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给自己披上的一层坚强的伪装？

杜西娅啊，现在的我如此高大，衬得你是那么的矮小…

只因现在的我站在你的碑前，

你躺在我脚下那冰冷的坟里。

愧疚和孤独始终如影随形，可我却只能在你的日记本上写下那些空洞的话语。

战争结束了。

我履行承诺辞去了上尉职务。

然而，这一切都改变不了我永远失去治愈你内心创伤的机会的事实。

自你离开后，家中电灯泡坏了，却再也等不到你来帮我修了。

那曾经熟悉的场景，只能永远封存在回忆里。

不知道在世界的另一端，你能否透过这本日记，看到我接下来想对你说的话：

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

我此生挚爱的杜西娅。

无论是涅曼河泛起的红色水波；

还是维斯瓦河翻涌的血色浪花，

它们都在替你发出悲愤的控诉：

是那些该死的战争发动者，

将曾经满怀热忱、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你，一步一步逼进了惩戒营。

你在那边，无需再为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往感到麻木与自责。

对了，今天是你28岁的生日。

生日快乐，季阿娜·蒂卡罗芙那娃。

愿你在另一个世界，

永远沐浴和平的阳光，不用再枕戈待旦。

永远爱你的傻小子，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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