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夜晚的疯狂之间，共和貌似无意，问了逸仙一句：

“你还对君主制过敏吗？”

逸仙自来西班牙以后，脱离了国内的环境，反过来也开始思考国内的历史。

民国自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以西方价值观为尊。

袁世凯、徐世昌、张作霖等个别首脑尊孔，还会被文化界唾骂成“反动”。

“恨乌及乌”。君主制由此也成了被黑的靶子。

可是，废除了帝制，共和，真的成功了吗？

是啊，没有了大皇帝，活出了一堆小皇帝。

如果说清朝的皇帝与西太后独裁还要顾及一下全国的统治，民国以后的政客只要脚底抹油，跑进租界、英属香港、日属大连，远一点还可以“赴欧考察”，那么可劲地贪污。

“预征到1960年的租税”，已经是民国的一个鲜明写照：

官员与军阀在失去了更高一级的监控时，放开胆子贪污腐败，一旦失败马上转进租界、老家或欧美日的其他地盘，继续吃着腐败来的金山银山的福利。

很多人特别聪明地躲在租界这些近的“治外法权地带”，为的是只要国内风向一变，立刻跳出来杀个回马枪。

不说远的例子，单说国民党，汪精卫、胡汉民因为内部斗争失败，去过欧洲“考察”，去过上海“租界”，汪还去过英属香港遥控指挥西南军阀反蒋。

这样的一群人，在表面上大力抨击前清的统治，鼓吹辛亥革命以来的所谓“道统”。

然而，即使是被主流黑的清朝，钢铁产量远超民国不说，自造舰船数量也远超民国。

民国建立至今，唯一一个在本土培训的舰娘，逸仙一人。

军阀们的表演更是精彩：胜利通电“讨贼“，败退通电“下野”，看风头好了马上再从租界杀出”收拢旧部“”重整旗鼓“。

也许他们仿佛面临世界末日一般的横征暴敛，比直接战斗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要严重得多。

这一点，湖南军阀唐生智最有发言权：

先是被投靠直系的赵恒惕打压，无奈相应北伐军反赵；

再是默许许克祥等人兵变，打压共产党，架空武汉国民政府；

再是利用宁汉合流逼走汪精卫，一度割据湖南、湖北、江西等省；

再是被南京特委会（西山会议派+桂系）讨伐，首度下野入租界；

再是蒋桂战争投靠蒋介石，说服冀东等地的旧部反叛桂系；

再是一度和石友三等人策划反蒋，失败后二次下野“修仙“；

再是1931年两广事变，加入汪派领导的广州政府反蒋…

军队只是个资本。投资在哪里与一般的商业行为毫无差别。

可能因为如此，日本于1931年入侵满洲，苏联于1934年入侵新疆；

民国这些内战军队，竟没有一个敢去打日本、打苏联。

日本兵占了三分之一个长城，策反殷汝耕与锡林郭勒德王叛变自立；

苏联兵横扫全疆，前锋占领至新疆与内地的唯一枢纽星星峡；

前清军队虽然腐败无能，但是俄军入侵东北尚有黑龙江将军吞金自杀也不投降，主流舆论也能对俄同仇敌忾…

前清的甲午战争，虽然如叶志超之辈闻风而逃，虽然有北洋水师的投降派，可尚且还没有熙洽（九一八事变时任吉林省代理省主席）这样主动开省城投敌当官的，尚且还没有殷汝耕（浙江人，时任南京政府冀东“特别区域“特派员）主动“独立反共”、攻打通县的…

反观现在，“低调“盛行，多的是”日本是文明国家，中国是不文明国家，所以中国抵抗日本是自取灭亡“的”文明消灭野蛮“的调子。

——没有一个皇帝一样的存在，看管着这群给点雨水就敢兴风作浪的官僚与军人，能行吗？

推翻了一个皇帝，换来了这样毫无廉耻的千万个蛀虫的肆意泛滥。

如果说清朝灭亡，除去棉纺等轻工业、物价、流通的外国货币（包括欧美日私营银行绕开中国政府印刷的“银行券”，可套换中国金属货币、实物等）；

那么，天灾人祸的增长，官员的不作为与贪污，军阀的强征款项与奢侈，是比前清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烬步”的。

唯一的好处，是任何一个奴隶，只要有胆子，有运气，敢闯敢拼，在这个旧秩序土崩瓦解、新秩序初见雏形的关口，实现阶级跨越的难度，比太平盛世阶级固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不可能突破阶级壁垒的难关要低很多。

…逸仙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更深地质疑过去的自己：

西方的那一套，适合中国吗？

最初孙中山等人号召民主共和，曾颇为形象地将民主评价为选饭店，“客户”对“老板”不满意可以“投票”换个“饭馆”。

如此天真可笑的逻辑，在中国严酷的政治现实里彻底碰壁：

老百姓普遍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意识，缺少超越村社的普遍结社意识，对官员军阀的腐败感到不满了，或者零星骚乱起事，或者上山当土匪，没有正当的渠道反馈意见；

地方官府基本沿袭前清的风气，又少了前清的上级监督的力度，于是不管打赢打输官司都要死命要“办事费”的风气，不顾物价上涨与地租原价稳定地泛滥；

大多数官员与军阀的风气如前所述，国家亡了，大不了携款走人，或者投降新主子混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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