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梦中梦789

　2025/12/5发表于：SIS001

　是否首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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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空星语】（完）（抗战时期中国飞行员遇到印度女地勤）

　　北陵夜话

　　1945年公历12月26日，沈阳。

　　记得抗战胜利后不久，我就以中华民国空军少校的身份，被派去为美国航空技术调查团做陪同翻译。我们穿梭在中国各地的机场与机库之间，评估着日本战败后留在中国的飞机与设施，其中也包括东北苏占区。我除了帮助美国人评估日本航空工业的水平，来东北前还被告知，我还有着为国军重返东北做先期踩点与场地评估的使命。到了1945年10月，调查团任务就基本结束，现在大部分美方人员已经撤离，留下少数人和我在沈阳做资料拍照和装箱。

　　今天12月26号，有个苏联联络官通知我们，邀请调查团所有人，包括我，在12月31日，前往盟军俱乐部参加庆祝胜利的新年宴会。我想或许也包括城里大部分的美国人，一定级别的苏联人，以及一些受欢迎的中国朋友，我听说不但国军会派一些人参加，八路方面也会派人以各种别的名义混进去，大家都想看看苏联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盟军俱乐部，原是关东军的司令部，如今成了苏联人的游乐场。

　　12月31日中午，人便陆续到来。大厅里灯火辉煌，与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比。除了客人，苏联高官还找来了不少日本侨民拘留所里的年轻女人，以及沈阳当地的舞女、妓女，供宾客们跳舞、玩乐。

　　国军的人看不惯为何苏联已答应驱逐八路，城里还有如此多的八路人员。但毕竟此地现在仍是苏联人的天下，他们只能将不满压在心底，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客气。国军和八路双方的旧相识相遇，语气不善却仍要寒暄几句，美苏军人互相祝贺，却也难掩彼此间的敌意。

　　我也在这喧嚣中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我的胞弟。他穿着苏联空军的军装，我穿着美国军装，我们已经十五年未见。岁月在我们脸上都刻下了痕迹，我不确定他是否改了名字。自从回到东北，我已遇到几个老同学，因曾担任伪职，如今改名换姓，打算远走他乡，以逃避审判。

　　我试探着用他的表字「云卿」称呼他，又提及几件童年往事。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与确认。我们都明白，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临近黄昏时，趁着宴会的混乱，我们兄弟俩相继下楼，随便找了一台车，驶出了喧嚣的市区，来到了北陵机场。

　　这里早已看不到奉军当年的痕迹，美国运输机的旁边停着苏联坦克，美苏军的下级军官和士兵聚在火堆旁，说着互相听不懂的祝贺话。国共两军的士兵也聚在一起烤火闲聊，不时有人唱上几段民歌小调，引来众人的哄笑。

　　我们走到当年张大帅的点兵台旁，这如今只剩一个残存的砖土台基，在寒风中显得格外孤寂。又从附近日本飞机的油箱里，用捡来的手摇泵抽出残存的一点油底子，倒进空桶里点燃，扔进几块大木头。火焰升腾起来，驱散了部分寒意，也照亮了我们兄弟俩的脸。

　　附近的几个老兵，也被这火光吸引，路过时停下了脚步，我们没有回避他们。

　　两个穿着深绿军大衣的国军士兵走了过来。一个自称是53军的连长，老张，也是东北军出身的东北人。他带来的那个看起来长相文气的小战士，是关内补充的学生兵，小李。老张说，53军打完抗战后，又去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明年就要调回东北。他是先头部队，如今53军里的东北人已经十不存一，大多都在战场上打光了，新补充的多是关内各省的。

　　两个穿着灰蓝色棉衣的八路军士兵也围了过来。自称是东北挺进一支队的王连长，带着一个看起来挺精神的小伙小刘。老王原来是东北军57军的，后来在山东投八路，但能坚持到重新回东北来的东北人也不多了。小刘是个山东的新兵，老实又能干。

　　老张和老王，虽然身处不同阵营，但同样的东北军出身，让两人在拌嘴的同时，也生出几分惺惺相惜。

　　这时，一个老农民打扮的人，提着一个黄铜烟袋锅，也过来借火。他自称是当年抗联的老周，1940年抗联都被打败了，他也逃回老家务农为生。

　　老周看着我们选的这个避风处，认得这个砖土台子。他说，当年上面还搭着木头架子，张大帅喜欢在这里检阅奉军的兄弟。只要奉军打了胜仗，张大帅就笑呵呵的，慷慨地见谁都撒一把大洋。如今大帅死了十七年了，当年的看台没了，只有这地基还在。

　　提起张大帅，老张和老王都唏嘘不已。他们都是1930年跟少帅入关时入伍的，没见过大帅，但至今张大帅在东北人心里，还是那个曾经美好时代的象征，那个总是笑呵呵的小老头。

　　小李不知道张大帅是谁，问是不是跟张宗昌一样，是个爱吃狗肉、娶一大堆姨太太、国民革命军要打倒的那种人？小刘倒是对张大帅略有耳闻，说他是个杀了李大钊的残暴军阀。

　　老周陷入回忆，缓缓说道：「不管他都干了啥，民国以来关内军阀混战的时候，他保了东北近二十年太平。自从他被日本人炸死了，东北就再也没有消停过。」

　　话题很快聊到了少帅，绕不过去的就是九一八。

　　老王说：「29年中东铁路战争输给苏联，那仗就不该打。打了让日本人动了心思，原来东北军并不那么强，就开始盯上我们了。」

　　老张：「可30年中原大战，可是奉系最强的时候。那时候都传说，委员长要和少帅平分天下，封少帅做整个北中国的王，黄河以北都归他。」

　　老周苦笑一下：「可是小六子入关了有啥好的？那不跟熊瞎子掰棒米一样，掰一个，扔一个。当时关外的东北军里都传说，少帅入关后，就不要我们了。918时，我就在沈阳，先跟了黄显升将军，后随部投了马占山，然后又进山打游击，一直打到打不动了。」

　　周老问起我当时在哪，我想了想说：「918时，我也不在东北。31年石友三要叛乱，我跟一批东北航空队的被调到北平，但也没用上，就一直待在北平了。」

　　小李略带羡慕地说：「原来你是能开飞机的人啊，那家里很有钱吧。」

　　小刘则有些不屑：「那能怎么样，大少爷哪知道我们这些农民的苦。听说当飞行员的都很怕死。」

　　我看着这两个后来人，不禁想起我年轻时。于是我开口说道：「我家一开始也是农民。父亲那一辈人靠进山里挖人参和做高粱烧酒起家，又投资山里的小煤矿发了财。有了钱，就把我们兄弟两个送到城里读书。那时跟一帮奉军里的大少过着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生活。在那几个好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兄弟进了当时还很新奇的奉天航空队，学起了怎么开飞机……」

　　小刘似乎看不上我这个穿着美国军装的土豪劣绅，弟弟的一身苏联军装，让他产生了某种敬意，于是向我弟弟走去，有些想听英雄故事的问他918时他在哪？是不是跟杨靖宇将军在一起，然后退到苏联了？

　　弟弟拿出酒瓶喝了一口，盯着蹿升的火苗，缓缓开口：「在日本，和日本人在一起。说起来，我以前和我哥一起在哈尔滨玩乐时，就跟一个日本妓女美惠子很要好，我觉得日本女人温顺又规矩，真是理想的老婆。我哥就喜欢白俄的妓女，觉得金发碧眼的女人才叫漂亮。在奉天航空队里，我哥爱和白俄顾问一起混，我和一个日本来的教官，陆航预备役的佐藤少佐关系很要好。

　　31年初，在佐藤少佐帮助下，我和其他几个奉军飞行员被以自费留学，但奉天财政厅发给补助的形式，选派到日本留学。918那天，我正在东京航校上课。第二天一早，我和一同前来的几个奉军航空队学员突然被日本警察控制。他们说我们当中有苏联间谍，需要配合调查。没等我们反应过来，我们就被分别带往不同的地方，单独软禁起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那几个同行的伙伴。

　　日本人并没有告诉我们更多，只是日复一日地盘问、监视。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地方的中国留学生也被关进来，和我一起待上一段时间，又被放走。他们也只是隐约听说奉天出了事，但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几个月过去，周围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被关着。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常年有几千人，日本管不过来，可我学的东西比较金贵，日本人自己也搞不太懂，他们也得往英美派留学生，和英美学。关了我几个月后，32年2月，佐藤少佐才来接我出去。」

　　说到这里，弟弟咳嗽了几下，苦笑着说：「苏联的酒不如日本的好喝。」

　　这时小刘像是猛然想到什么的追问：那你是不是答应日本人做了汉奸。

　　老王拍了拍小刘说：他要真是汉奸，还能是这身皮子吗？

　　然后老王从兜里掏出一瓶日本清酒递过去说：山东缴获的，我自己都没舍得喝。

　　弟弟接过去，喝一口，说声:「谢谢，这味道真是怀念啊。」

　　他看着火堆继续回忆过往说起：「佐藤少佐和我见面后对我说：『奉军有人发动了兵变，赶走了张学良，把溥仪迎接回去了，现在满洲人民都很欢迎溥仪回去，还邀请了关东军协助一起建设新国家，日本为了保护你，免于让你受暴徒伤害而进行了保护性的拘禁，你也要明白帝国的苦心，以后为满洲的未来而服务啊。』

　　当时我就觉得佐藤的话里有漏洞：如果真是奉军的将军们不满少帅而发动兵变，那完全可以自封大总统，大元帅，这种事民国以来又不稀奇，何必把溥仪拉出来，给自己找个活爹？

　　可看出来了又能怎样？我也只能假装听信了他的那套东西，然后佐藤少佐让我跟他继续学航空技术，可学来学去，都是些基础的东西，佐藤少佐天天和几个教官鬼鬼祟祟的谈论我，好像是说我这人杀了可惜，但上头认为暂时又放不得。只是借故拖延时间，观察我是否可靠罢了，我也只能谨慎应对。一直到了1932年5月才放我回东北，让我收拾一下，7月去长春航校报到。

　　从长春航校毕业，我被分配去了满洲国航工作，我们兄弟的老父母也被日本人接来，住进了协和寮，每月都发点钱粮，但不能随便外出，其实就是人质。不定期还有些不三不四，但穿着统一黑色制服的日本人找我们单独谈话，询问我们对时局的看法，每次这样的谈话后，我身边和我一起工作的中国人，就会消失几个，没人知道他们去哪了，也没人敢问。」

　　国军的小李忍不住插了一句：「那你是真的不知道吗？」

　　胞弟冷冷的回答：「现在知道了，要是当时就知道，今天我就不会坐在这儿。」

　　胞弟伸手往篝火边伸了伸见没人接茬，继续说道：「38年日本人推行日满一体，要培养可靠的皇民，佐藤少佐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娶他的一个堂妹，佐藤信子，一个死了丈夫的开拓团寡妇，模样还挺好看，只是结婚那天，新娘是关东军的车送来的，佐藤少佐解释说，因为这种事得宪兵队批准。」

　　说到这里，弟弟突然笑了一下，伸手往篝火里加了几块木柴，继续说：「最初几个月，我们过得很幸福，我很怀念那段日子，佐藤信子是那种让我看一眼就喜欢上的那种日本美人，她很温顺，也很苗条，凡事都让着我，照顾我生活也很用心，真是很理想的老婆，我一度觉得也许这样也挺好，娶这个老婆这辈子都可以知足了。

　　然后有一天我起夜，看到她正在床头填写，我的思想动态和行程调查表，信子见我发现了，很是歉意地跪着向我叩头说：这种东西宪兵队每个月都要。如果我怀疑她，她可以让我自己来填就好了，她绝对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

　　从此以后，我们关系逐渐冷淡，然后分居，但商量过后我们谁也不敢提离婚，因为后果我们承担不起。于是她申请以抚养亲族的名义搬去和她的亲戚同住，并把我收入的三分之一直接打进她的账户里，她每月定期拜访我的父母，留住几天帮着做家务。我每月也去她那住几天，带去一些食物送给她们。

　　1942年，日本大量从东北抽调航空人员参加南洋方面作战，我也因此被从满洲国航调到了满洲航空队做地勤和塔台等工作。佐藤少佐也恢复现役后，被派去了东印度作战，后来又去了拉包尔，他走后还不定期写信给我，说认为我是他最优秀的弟子之一，我对他也一直充满敬意，他是个很优秀的技术军人，不太过问政治，但坚决贯彻皇国意志。

　　在从雅加达发出的回信里，他兴奋地提起当地慰安所里居然有不少荷兰白种女人，让他感到玩的极为愉快，42年10月到了拉包尔，内容就逐渐暗淡，尤其43年4月山本大将阵亡后，他在信里用很潦草的拉丁语写了一句：这里正在成为日本航空精英的最大坟墓。看来他是觉得如果能被信件检查员看懂这句话，信件很可能会被中途销毁。43年9月信子告诉我，他已经阵亡在了拉包尔，被美军飞机炸死在地面上。

　　小刘搓着手，略带迟疑地插了一句：「那你现在还想念他吗？」

　　弟弟沉默了片刻，目光似乎穿透了眼前的火堆，望向了遥远的南太平洋。他缓缓地点了点头，声音低沉却清晰：「不管怎么说……他对我个人，是有恩的。」

　　弟弟继续说道：「进入1944年，日本从满洲抽走的航空人员越来越多，其实一直以来所谓的满洲国航空队，就是日本人的培训机构而已。现在日本的飞行员逐渐不够用了，这才逐渐允许比较可靠的中国人替补上去，只能在后座做观察员，或者机械师。后来也允许被认为皇民化的做飞机驾驶员，轮到我时，不但后座的日本人公开向我展示他带了手枪，还有一架日本人驾驶的飞机在旁边伴飞，一副随时准备击落我的样子」

　　小李从地上捡起一把雪来，握成了水擦擦脸，问道：「那你就这么一直忍着？」

　　弟弟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叹了口气继续说：「41年末就有地下党的人和我接触，但他们并不强求我马上表态，只是让我自己好好想想，时不时给我带点违禁的书报，让我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我看完就扔进火炕里，这种东西我不敢留下，起码现在的生活还算体面，我收入确实算高的，生活算好的，当然这是和中国人比，但确实让我舍不得，而且随着我越来越直接为东北的日军服务，地下党的人也安抚我不要心急，暂时雪藏可能更好。

　　44年下半，由于日本本土被轰炸，佐藤信子响应日本号召，回国做女工，帮助本土生产和照看她留在本土的亲族，我们的婚姻到此结束，44年冬天由于物质匮乏，我们兄弟的老父母也相继病死了，我简单料理他们的后事，就得马上归队。」

　　小李听完低声追问一句：「那她回日本后……你还给她写过信吗？」

　　弟弟摇头：「写过两封，都没回音——也许她死了，也许她不想回，我觉得后者可能更大，我们这段关系，对她并不值得炫耀，也许还有些可耻。」

　　弟弟看着篝火继续说起：「1945年春季，我开始和几个日本飞行员一起轮换执行每月2次的二线侦查任务，驾驶或者乘坐95式双座教练机，从二线的小型机场起飞，沿着乌苏里江巡航几百公里，目视观察几个被发现的苏军集结点是否有异常，回来报告看到的情况。4月开始频率增加到每月4次，5 月起，日本人对我的登机准备几乎不检查，可说不准哪次突然搞特检，宪兵扛着刺刀走过来，把飞机上的每颗螺钉，我身上每个线头都看一遍，像抽生死签；他们从不提前打招呼，只为让所有人知道，别跟太君耍小聪明。油料也被严格控制，刚好够任务所需，经常还略少。」

　　也就在这段时间，地下党的人介绍我和一个在长春飞机场工作的白俄机械师认识，他头发灰白，但技术扎实，一样深受日本人信任，几次试探性接触后，他向我摊牌，他是苏联间谍，现在可能已经暴露，急需逃出满洲，但他左思右想没有什么好办法，地下党的人说，也许我能帮他。我想起45年初的时候，我确实有一次和地下党的一个地勤，在一起修飞机时，假装不经意的低声说了句：我想做点有价值的事，哪怕稍微冒点险，但风险要可控，我不能随便把自己搭上。现在看来，应该是来活了。

　　我询问他这么做的动机，这个白俄说：我虽然我不喜欢苏联，我觉得现在苏联是没有灵魂的俄罗斯，但更讨厌日本，日本人对白俄社区的态度极为粗暴，时常在突击搜查时，无故打砸家具，殴打路人，而他接触的情报里，也显示日本有各种各种进攻苏联的疯狂构想，所以决定应该为了保护同族做点什么，这才成了间谍。

　　在最后一次试探接触时，我要求他必须给我到了苏联后的安全保障才行，但他反问我，对苏联，我有这个价值吗？

　　于是我当场手绘了几个日军二线机场的平面草图，跑道参数和推测位置。这个白俄间谍看后欣然点头说：『虽然这几个地方现在看起来不起眼，但一旦开战，日军战机必然从主要机场向这些备用小型机场疏散，再进行反扑。这个价值足够了，我以个人身份担保你到了苏联不会有生命危险。』他说完我把草图抢过来在蜡烛上烧掉。

　　然后他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的，我觉得话到这里也无需隐瞒，因为我就在这其中一座机场工作，这也是我能带你出去的底气，虽然我也没被告知这些信息，但我们这些搞技术的，对这种基础问题，还不是扫一眼就看穿了。

　　于是交易成立，最后一项就是需要制造一道假的命令，把这个白俄飞行员，调到我轮值的小型二线机场，日本人认为这几个机场位置足够隐蔽，守卫也比较放松。

　　6月的一个清晨，趁着日本昼夜守卫换班时，我作为飞行员，利用微弱的一点自主权，决定提前几分钟起飞，给我加油的日本地勤照例少加了一些让我省着点用，白俄机械师在被简单检查证件后，也被允许作为替补的观察员登机。

　　在最后一个规定的检查点和时间，我向塔台报告一切正常后，我开始猛然转向，飞向我不熟悉的地方。整个飞行过程里，我的每次报点都故意延迟几分钟，这样会给塔台一种我可能遇到强风阻碍而飞行速度降低，但油耗却会增加的错觉，从而尽量飞得更远一点，尽量远离地面人员的目视可观测空域，最后的转向我也故意让飞机表现出一副遭遇狂风横吹过去的样子，我希望让日本人相信这不是有预谋的叛逃，而只是一次我无法控制的意外，一来我心理上会好受点，二来我不想连累在那做地勤工作的中国人。

　　我没有如何飞向苏联的地图，也不知道航向角，只有附近的乌苏里江算个大概的参照物，由于夏季水流充沛，江面宽阔，油料不够飞到对面的，我只能滑翔到江岸边迫降，然后尽快游泳上岸，回头看时湍急的河水已经把那架小飞机冲到礁石上拍碎，很快就沉没了。不久我们遇到了苏联边防军，经过一周的政审，我顺利过关。

　　又过了几周，地下党的人告诉我日本人观测到了我的飞机迫降在江面，并在下游沿岸打捞起了部分飞机碎片和我的随身物品，据此认定机组2人和飞机已经一同沉入江中，上报为天气导致的意外，因此没有连累其他人。

　　至于那个白俄机械师的假调令，欧战结束后苏联正疯狂发布自相矛盾的远东调度信息，希望用海量冗余情报淹没关东军的情报分析能力，以掩盖真实行动时间。关东军情报部门的案头，堆积如山的『紧急文件』尚且无暇核实，那份临时调令的可能有假，自然被其他『更重要』的事项淹没了。

　　不久苏军派了一个叫伊莉娜的女兵来给我做生活指导，我们很快做了夫妻，我把她睡了，然后早上醒来，我又看到她在写我的思想调查报告，我没有生气，也没对她不满，反而觉得这是我应得的，我是个叛徒，背叛了信任我的日本人，还有……我也不确定和我有什么关系的那个国家。

　　8月苏军发起进攻时，拨给我一架伊16飞机，让我带路，于是我被纳入苏联空军，穿上苏军的皮子。我驾驶飞机飞到指定地点后，向目标发射信号弹标记出目标范围，然后在附近盘旋，等轰炸结束后和打击机群一起返航，每次执行这种任务时，都有一架雅克3作为僚机故意降低速度在我的侧后飞行，说是替补，其实……我一样对此生气不起来了。

　　前几天伊莉娜和我商量，苏联撤军的时候，她会一起走，问我跟她一起去库班吗？我想了想，还是别去给苏联的特高增加负担了，等苏联撤军时，我们的婚姻就此结束了。我会永远爱她，但我更想留在中国。

　　弟弟说到这缓了口气，略带一丝苦涩的说：「说起来，刚才在俱乐部里，我看到一个日本女学生有些眼熟，问了一句，原来是佐藤少佐的小女儿，被他留在满洲的开拓团里了，现在被苏联大官们搂过来，抱过去的，喜欢的不得了，她说看我眼熟，想让我捞她出去，我赶忙离她远点。」

　　老周猛吸一口旱烟说：「她这女娃这时候知道求人了？我可是亲眼见过日本开拓团看上的地方，就把中国人都撵走，把房子土地腾出来给他们，日本兵押着中国农民到山沟里重新开荒，饿死了好些人那。」

　　我也接茬道：「我也在舞池里看到一个中国舞女有些眼熟，聊了几句，她妈还是咱们中学时候的校花，现在因为父亲担任过伪满的公职，家产被没收，父亲被关起来，母亲流落街头，她被迫给一个国军大官做情妇。她也想让我帮着说情，我自问可没这个本事。」

　　老张抽着烟笑了笑说：「这种事，现在在关内多得是，那些中小汉奸倒霉了，老百姓确实都很高兴，可也有不少本分人被拖累的，那些接收大员到处胡作非为，看上什么就说是敌产，看见漂亮姑娘就说是汉奸家的，闹得大家都怕有点小钱就说是勾结日本人赚来的。」

　　老王也跟着笑了笑说：「我们可不一样，上级教育我们要清算真汉奸，可也要区分胁从者，只要没有主观恶意的，不欠血债的普通胁从者，我们一贯不予追究，对有知识有文化的，更要予以尊重」

　　老张抽完烟，摸摸口袋里没了，走过来对我说：「老总，赏个烟抽，解解乏。」

　　我从口袋里正好摸出一个铝雪茄盒，美国朋友前几天给的，我顺手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自己也点起来。

　　老张吸了一口笑着说：「还是美国人这玩意劲大，老总，我看你这身皮子不一般，又是这里唯一胸前带麻将块的，在关内混的还行吧，也像个有故事的人，跟我和老王这样苦当兵的不一样，我们就是跟着大部队，一会儿打到南，一会儿打到北，跟驴拉磨一样不闲着，也记不太住都打过什么小仗，打的大仗那功劳也是长官的，我们混着吃粮就知足了。」

　　我微笑一下，低头看看胸前的麻将块，我只保留了2块勋略，一块民国航空委员会发的忠诚航空服务奖章勋略，一块中美混合团发的优秀中队集体奖章勋略，别的我都没往上挂，我觉得自己不配，虽然像我这么能活的，换别人早就是勋章收割机了。

　　我看了看周围几个人身上都没带勋表，想了想觉得也对，勋章这东西，国军很少发给团以下，八路军没有这东西，都是发奖状，苏联倒是也有，但我弟弟这种身份还是算了，只有美国人很重视这个，官兵身上往往都有好几排，跟他们一起混，我也得跟着意思一下。

　　我深吸一口雪茄，咳嗽几下说起：「我这身皮子也穿不了几天了，国军马上要整军裁撤，现在都谣传上面的意思是，杂牌军出身的军官，大多会被要求退休，中央嫡系的应该都会保留。我跟着那几个美国人忙完最后这几天，就得脱了军装，自己找凉快地方待着去，具体命令可能过完年会下来」

　　小刘有些不解的说：「都是干革命，还分什么亲疏，那是封建大家族的落后思想」

　　我点头认可：「是啊，想想国民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现在列强被打倒了，也该除去我们这些旧军阀出身的人了，空出位置给那些新时代里，齐奋斗的人。」

　　小李插话说：「我听说这次整军是为了和平训政，为了统一军权。」

　　我也表示同意：「确实如此，我不反对这么做，抗战胜利后的新时代里，我这种旧军阀出身的，继续在国军里，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可有些事，经历过才知道，原来并没有想的那么好。

　　1932年，就是同样一套，统一军队指挥的大道理下，北平的奉军航空队没有做任何反抗，几乎是全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被中央军吞并。但大家希望加入中央军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希望中央军尽快带领我们打回东北去，所以才同意的。然后就是，器械和物资被中央军接收后，取消编制，打散人员，拆分到各地后，降职一些，劝退了一些，挤走了一些，剩下的又被一遍遍的审查，限制使用。所以有些远走投奔其他派系，拒绝中央军歧视的人会说：奉军航空队灭亡了两次，一次在奉天，一次在北平，都被要求不抵抗，都被消灭在地面上。

　　918那次，从奉天逃到北平的人说：那时候北平、南京、奉天的三条电话线，同时都在喊『不准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了。上面都要求不得抵抗，不得起飞飞机，不能和日军作战，不然虽胜也按抗命执行军法，于是眼看着日本顾问和教官们，领着日本军队去抢占北陵和东塔两座机场的机库，却毫无办法，奉军航空队就这样被日本消灭在了机场地面上，航空队的人只能带着抢救出来的器材，跟着大部队一起入关。」

　　小刘听到这里对我态度也稍微变好了点，问道：「那918到底是谁下令不抵抗的？」

　　我看向老周，只有他是当时在场的，老周敲了敲烟袋，重新塞上点，头也不抬地说：「没人知道，也许100年后都不会有人知道，但也许上面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可要是张大帅还在，就不会有这种事。」

　　小刘又瞅我一眼，嘴角带着点顽皮的笑： 「那照这么讲，您这个『土豪劣绅』也打过日本呗？我个人看——算半拉团结对象！不过到底咋定性，得等咱上头日后『算总账』再说。」

　　我看看我弟弟对我也是一副充满玩味的样子，现在轮到他和其他人也想知道我在抗战时干什么了。我清清嗓子，喝口兜里带来的威士忌：「被中央收编以后，经过在南京中央军校预科班的学习和特别政审，我在1933年春季考入中央航校，34年由于遇到伪满洲国成立，上海12*8事件等的影响，航校对东北人的审查逐渐变得十分严格，我也要接受军法处的单独谈话，又被关了好几次禁闭，有那么几次让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枪毙在这里。几个月后，由于其他东北空军人员做担保，我被批准加入民国空军，但仍不被信任。

　　1934年秋季我从航校毕业后，由于东北出身，一时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于是航空委员会和校方商议后，建议我以私人身份暂且去美国留学，到1936年夏又安排我验收在美购买的飞机。到1937年中期由于形势日益紧张，我被从美国召回，授予空军少尉军衔作为替补飞行员和机场地勤，战争爆发后，一时整备修理飞机的需求更为迫切，我被留在地面上，看着淞沪战场上，中日第一次大型空战，中国方面损失很大，但也给了日本空军沉重打击，后来地面战局崩了，于是我被抽调去参加金陵兵工厂的搬迁，中途又被调到广州，看到了天河机场的中国飞机起飞后，再次和日军一番苦战，广州沦陷前，我被要求尽量抢救出可用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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