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道谢，仿佛我只是一个自动运行的扫地机器。

从那以后，每次去找工作前，我都会绕到陈记面馆。有时帮他扫扫地，有时擦擦门口那张油腻的桌子，有时只是把散乱的板凳摆好。

我们几乎不交谈。他很少说话，而我，早已失去了和人正常交流的能力和勇气。听力的问题也让我常常需要侧着头，努力去分辨他偶尔发出的简短音节。

但他会做一些小事。

比如，他会把客人吃剩的、但还算完整的包子或饼放在一个小碟子里，搁在门口的矮凳上，然后走开。起初我以为那是要扔的，后来才明白，那是留给我的。他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接济着我的饥饿。

比如，他注意到我扫地时总是下意识地躲着人，尤其害怕突然的声响。有一次，一个喝醉的酒鬼在门口大声嚷嚷，我吓得瞬间僵直，扫帚都掉在了地上。陈默什么都没说，只是走过去，用他并不高大的身躯隔开了那个醉鬼和我的视线，虽然沉默，却有一种不容置疑的阻挡意味。

比如，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副半旧的、但洗得干净的工作手套，放在门边的工具箱上。我那布满伤痕和冻疮的手，在寒冷的清晨干活时，终于有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保护。

这种靠近，缓慢得几乎难以察觉。像冬天里冻土下的种子，依靠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温度，极其缓慢地、试探性地舒展一丝根须。

终于有一天，我向陈默彻底打开了积压七年、早已脓血横流的痛苦记忆。

那天我坐在冰冷的塑料凳上，双手紧紧捧着陈默递上的温水，指尖的疤痕和变形在灯光下无所遁形。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眼泪大颗大颗地砸进杯子里。

然后，我开始说。

语无伦次，颠三倒四，时而痛哭失声，时而哽咽得说不下去。我从那场陷害，母亲的死，说到入狱；从马卉的冷酷，韩冰的折磨，说到那些残酷劳役、羞辱、身体如何被一点点摧毁——听力、疤痕、关节炎、胃病；我说到那个逼我当众验尿的司法所，那个逼我下跪的合租房，那个逼我当众脱光搜身的超市……

我把那些最不堪的、最屈辱的、最痛苦的伤疤，血淋淋地、毫无保留地撕开，暴露在他的面前。我说我是编号9417，我说我是个贪污犯，我说我身体和精神都坏掉了，像个怪物，我不配得到任何善意……

我说这一切的时候，身体一直在抖，像秋风中的落叶。尖锐的耳鸣不断干扰着我的叙述，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大口喘气，才能继续。

我不敢抬头看陈默的表情。我害怕看到他眼里会出现我早已熟悉的厌恶、恐惧、鄙夷。我已经准备好了接受审判，准备好被他赶出去，就像之前所有的人一样。我甚至觉得，被他赶走，也是一种解脱。

终于，我说完了。店里陷入一片死寂，只有我压抑不住的、破碎的抽泣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然后，我听到凳子移动的声音。他站了起来。

我绝望地闭上眼，等待最终的判决。

然而，预期的呵斥没有到来。他只是走到我身边，拿走了我手里那杯已经冷掉、并且溅出来不少的水。

然后，他重新倒了一杯热的，塞回我冰冷颤抖的手里。

他的手很粗糙，碰到我疤痕累累的手背时，带着一种温暖的、坚实的触感。

我惊愕地、泪眼模糊地抬起头。

他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什么夸张的表情，没有同情，没有怜悯，更没有厌恶。他的眼神依旧是平静的，只是在那平静之下，似乎多了一些更深沉、更复杂的东西，像是一座山沉默地承载了过多的风雪。

他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他用他那特有的、低沉沙哑的嗓音，极其缓慢地，一字一句地说道：

“以前的你，我不认识。”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我哭花的脸，我颤抖的肩膀，我紧紧握着水杯的、丑陋的手。

“我认识的，是现在这个，”他似乎在斟酌用词，“……这个想拼命活下去的你。”

他又沉默了一下，然后像是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决定，转身走向厨房，开始继续揉那团还没揉好的面。

面团在他手下发出沉闷的、有节奏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声音伴随着揉面的声音，再次平静地传来，仿佛只是在陈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事实：

“日子，是往前过的。”

“以后的饭，”他顿了一下，“我多做一碗。”

没有惊涛骇浪，没有山盟海誓。只有一杯换掉的热水，一句“不认识以前”，一句“日子往前过”，和一句“多做一碗饭”。

但就在这简单到极致的几句话里，我那颗早已被冰封、被碾碎、被撕扯得七零八落的心，仿佛被一只温暖而粗糙的手，极其小心地、轻轻地捧住了。

一直强忍着的堤坝彻底崩溃。我趴在油腻的桌子上，失声痛哭。这一次，不再是绝望的嚎啕，而是某种积压了太久太久的、混合着无尽委屈、痛苦，以及一丝难以置信的、微弱到几乎不敢确认的……救赎感的释放。

他没有安慰我，也没有阻止我哭。只是在一旁，沉默地揉着他的面。

那沉稳的、富有生命力的声音，像锚一样，将我这艘即将散架的破船，暂时定在了这片虽然简陋却无比坚实的港湾里。

坦诚没有带来驱逐，反而迎来了一种我从未奢望过的、沉默的接纳。

这一刻，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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