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集主推剧情，都不会有什么色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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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官：“哎，大和。你之前说在日本发动一场所有人的革命……能详细说说吗？”

大和：“在日本曾施行过的御恩奉公制度你可曾了解？主君需保障家臣利益（御恩），家臣则效忠主君（奉公）。这一关系可类比国家与公民的契约性纽带，即国家必须履行保护人民生存，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否则其存在失去合法性。若国家沦为特权集团剥削工具则已背离“御恩”。公民的“奉公”义务随之解除。记得之前我和你提到过天演论和日知录。严复强调国家需通过服务人民增强竞争力，否则将被“天演”淘汰。若国家放弃“御恩”责任，成为压迫机器，其“适应性”丧失，民众有权通过反抗重置权力结构。”

指挥官：“嗯……听上去很有道理。但……这话的意思是你想让民众有权反抗国家？”

大和：“你们东煌有句话叫“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它国；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这与《日知录》中“亡天下”的逻辑一致——当国家“仁义充塞”，民众反抗压迫是守护文明道统的必然选择。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满洲地区人民无情的抛弃，还有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旧日本的盲目扩张，这些都是“国不正”的典型表现。依据条件性纲常，民众不仅有权质疑其合法性，更应“起而攻之”，呼应顾炎武“匹夫有责”的伦理责任。同理，如果新京的新满洲国或是我的重樱联合出现了问题，民众当然要去提出质疑，难道要把这些人都扣上暴民的帽子镇压吗？还是说用所谓的爱国来异化他们？”

大和：“国家是人民为适应生存环境创造的工具。国家与公民的纽带基于双向义务。当国家无法履行保护职责，契约自动失效，民众可收回忠诚。有些人鼓吹“没有国，哪有家”，却将国家异化为压迫工具，既违背“御恩奉公”的契约精神（不履行“御恩”），又践踏条件性纲常的“国为民纲”原则（“国不正”）。其本质是以虚假的“爱国”掩盖权力私有化。所以从进化论视角来看，压迫性国家已成“不适者”，推翻它是“天演”法则下的必然选择。从契约论来看，是国家违约在先，民众无需继续“奉公”。从道义上看守护“天下”道统（公平正义）高于对政权的盲从，反抗是“匹夫有责”的实践。也是民众保天下的义务。”

指挥官：“这话听着像是给你武装政变打理论基础啊。就像我们那些造反上位的君主都是以孝治天下而对忠义闭口不谈。”

大和：“在旧日本帝国时期，御恩奉公制度被扭曲为“即使君不君，臣不可不臣”的绝对服从逻辑，与顾炎武“国不正，民起攻之”的民本思想形成尖锐对立。江户时代形成“主君无恩，家臣仍需奉公”的畸形伦理。这与镰仓时代“御恩不存则奉公可废”的原始契约背道而驰。明治政府将“御恩奉公”与天皇制结合，通过《教育敕语》将效忠对象从具体领主抽象为“万世一系”的天皇。天皇被塑造为“现人神”，民众的“奉公”成为宗教式献身，彻底剥离了“御恩”的责任约束。这种单向伦理为军国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顾炎武强调政权合法性源于对“仁义”道统的维护，若统治者失德（“国不正”），民众反抗具有道德正当性。而日本近代的“绝对奉公”彻底否定这一逻辑，要求民众即使面对暴政如军部独裁、侵略战争，仍须盲从。明治至昭和时期，日本以“富国强兵”为名推行殖民扩张，底层民众承受沉重赋税与兵役，但特权阶层，如财阀、军部却垄断利益。这种“率兽食人”的统治模式正符合顾炎武定义的“亡天下”状态，但日本社会因单向效忠伦理无法形成有效制衡。军部利用“反美即爱国”的绝对伦理压制理性声音。例如1941年东条英机以“爱国”绑架政策，无视日美实力差距执意开战，任何反对者均被污名化为“非国民”。这种“君不君”却强制“臣臣”的思维，使国家丧失纠错能力。 “一亿玉碎”等口号将民众捆绑为战争机器，但底层并未获得实质性“御恩”如农民仍贫困潦倒。当战争后期资源枯竭时，民众忠诚迅速瓦解，暴露单向伦理的脆弱性。这种背离顾炎武“天下观”的绝对效忠伦理，使旧日本帝国既无法维系内部公平，亦不能获得外部认同，最终只能在军事失败与文明破产的双重打击下灭亡。而我就是扣下筛选扳机的那个人。

指挥官：“靠谱吗？直接推翻天皇，万一保守派反扑。”

大和：“怕什么，我们都是东亚文化圈的一部分。在你们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朝代更迭频繁，但中华文明却展现出极强的延续性。顾炎武提出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揭示了政权兴亡与文明存续的本质区别，成为中国理解自身历史逻辑的核心框架。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中国历史上政权更替（“易姓改号”）屡见不鲜，但每一次“亡国”并未导致文明断层。秦灭六国建立中央集权，虽二世而亡，但汉承秦制融合楚文化，重构“大一统”伦理。元、清为异族政权，但均采用儒家治国，通过科举维系士人阶层，使“天下”道统超越族群界限。历代新朝皆以“天命所归”自居，本质是对文明道统的继承。战国邹衍提出政权更替需符合“五行”轮转，实则将政权合法性绑定于宇宙-伦理秩序。清朝编修《明史》，既宣告明朝“亡国”，又通过承认明朝正统性（如崇祯帝谥号）融入中华道统。”

大和：“梁启超引入“中华民族”概念，将满、蒙、回、藏纳入文明共同体，淡化政权更替的断裂性。钱穆《国史大纲》强调“中国历史之精神”，将共产党革命纳入“旧邦新命”的文明延续叙事。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在于，“亡国”的周期性震荡反而强化了文明道统的连续性。顾炎武的“亡天下”的警示始终提醒中国人：捍卫文明伦理（仁义、礼制、民本）比效忠某一政权更为根本。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五胡乱华，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改革开放，中华文明总能通过“旧邦新命”的智慧，将政权更替转化为文明升级的契机。这种“文明决定论”而非“国家决定论”的历史观，正是中国作为“唯一连续古文明”的精神密码。”

指挥官：“捍卫文明伦理比效忠某一政权更为根本………你居然是这么想的吗？我还以为像你这种军国主义的大狐狸是要强硬管理的。”

大和：“说到底，国家是文明的舟楫，而非文明本身。舟楫可能会因风浪倾覆，但文明的航道由道统指引。在东煌，你们有句话叫天道残缺匹夫补，只为苍生不为主，就是这个道理。”

指挥官：“虽然你提供了一个道德正当性，但………”

大和：“那就对内来一轮大清洗。”

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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