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2002年开春，雨水特别多。我们家属院那栋苏式红砖楼，被连绵的雨水冲刷得露出了更陈旧的底色，墙缝里，甚至长出了一层薄薄的、暗绿色的青苔。院子里那几棵被砍掉了的香樟树的树桩上，也冒出了几点固执的新芽。我常常在窗前，看着那些新芽发呆。我觉得，它们长得真慢，慢得好像一整个春天过去，它们也只是比刚冒出来时，大了那么一小圈而已。

我们学校门口，那家总是散发着油墨和廉价零食味道的文具店，在那年春天，突然就不卖四驱车了。老板把那条落满了灰尘的塑料跑道拆掉，换上了一排排崭新的玻璃柜台。柜台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贴纸和照片。据说，最火的，是一个叫F4的组合，是四个留着长头发的男人。我们班上的女生，都疯了似的，用自己的零花钱去买他们的贴纸，贴满自己的铅笔盒和笔记本。

曾文静没有买。她只是偶尔会把她爸爸从市里带回来的、一本名叫《萌芽》的杂志，借给我看。那杂志的纸张很光滑，上面印着很多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要难懂得多，也好看得多的故事。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叫《幻城》，里面有很高很高、终年积雪的雪山，还有一种会唱歌的、名叫霰雪鸟的鸟。

我就是在看那个故事的时候，第一次，开始了我那笨拙的、也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反抗。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天气很好，太阳暖洋洋的，照在人身上，很舒服。妈妈说她要去单位加个班，整理一些紧急的报表，晚饭前回来。她走后，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没有看书，也没有写作业。我把家里那台十四寸的彩电打开，里面正在重播前一天的甲A联赛，上海申花对大连实德。解说员的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嗡嗡”作响。我看着屏幕上，那些穿着蓝色和白色队服的小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把电视关了。

我走到窗前，看着楼下。王阿姨家的那只大黄狗，正趴在院子中央的水泥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邮递员骑着一辆绿色的自行车，从院子门口经过，清脆的车铃声响了两下，又远去了。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一阵汽车引擎的、低沉的轰鸣声。我从窗户的缝隙里，悄悄地往下看。我看到那辆黑色的、四个圈圈的奥迪，像一只巨大的、沉默的黑色甲虫，缓缓地，从我们家属院门口那条路上开了过去。

我穿上鞋，走出了家门。我们家的门锁，最近有些不好用，关门的时候，总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听到那声沉闷的“咔哒”声。我怕那声音太大，就没走门。

我走到厨房，搬过那张总是摇摇晃晃的、用来够东西的小板凳，踩了上去。我们家那个朝北的小阳台，其实算不上阳台，只是在窗户外面用水泥砌出来的一小块平台。我推开窗户，一股带着泥土和青草味的、潮湿的风吹了进来。

先是一条腿迈了出去，踩在坚实的平台上，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地从那扇窄小的窗户里钻了出来。楼下，是王阿姨家开垦出来的一小块菜地，种着几垄青菜和葱。地里的土，被前几天的雨水浇得又松又软。我抱着阳台的栏杆，找好一个落脚点，松开手，轻轻地一跳，脚底便传来一阵柔软的、陷进去的感觉，鞋边上，沾上了一点新鲜的、黑色的泥土。

我绕开家属院的正门，从一片倒塌的、长满了青苔的院墙缺口钻了出去。然后，我沿着那条熟悉的小路，慢慢地朝着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走去。

口袋里，揣着一颗我早就准备好的东西。那是我从妈妈的针线笸箩里，偷偷拿出来的、一颗最大号的、用来别被子的大头针。

巷子口那堵残破的砖墙后面，可以看到那辆黑色的奥迪，果然就停在那个老地方，一棵巨大的梧桐树的阴影里。

我等了很久。等到巷子里，连一个骑着自行车路过的人都没有了。

我没有跑，也没有鬼鬼祟祟。只是像一个放学后，正准备抄近路回家的、普普通通的小学生一样，迈着平稳的步子，慢慢地，朝着那辆巨大的、黑色的奥迪车走了过去。

手，一直插在口袋里。

走到车的侧面，我弯下腰，假装在系自己那根不知何时已经散开了的鞋带。

我蹲在地上，离那只巨大的、黑色的、散发着一股浓重橡胶味的轮胎，只有不到一臂的距离。借着从梧桐树叶缝隙里漏下来的、最后的一点天光，我甚至能看到轮胎侧面，刻着一串我看不懂的、已经微微发黄的白色英文字母和数字。

手从口袋里悄悄地伸了出来。那颗从妈妈针线笸箩里拿出来的大头针，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里，扁平的塑料头硌得我手心生疼。我摸索着，找到了那个从轮毂上伸出来的、小小的黑色塑料盖子，用冰冷得有些发抖的手指，把它一圈一圈地拧了下来，紧紧地攥在另一只手里。然后，我用那颗大头针的针尖，对准了里面那个亮晶晶的、小小的金属圆芯，闭上眼睛，轻轻地往里顶了一下。

“呲——”

一股强劲的、冰冷的气流，猛地从那个小孔里喷了出来。那声音不大，却异常尖锐，像一条受惊的小蛇，狠狠地咬了我的手指一下。我吓得猛一缩手，手心里那颗小小的塑料盖子都差点掉在地上。我不敢再有任何动作，胡乱地把那个塑料盖子拧了回去，然后飞快地系好鞋带，站起身，继续用那种不紧不慢的、平稳的步子，朝前走去。

我没有回头，一口气走出了那条长长的、安静的梧桐巷。

回到家时，大门紧锁。我掏出钥匙开了门，家里黑乎乎的，和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我径直进了厨房，找了一圈也没什么吃的，只好给自己冲了一碗麦乳精，甚至没顾上烧开水，就着温吞吞的凉白开搅和了。

麦乳精快喝完时，外面传来了响动。那慢条斯理的、高跟鞋踩在水泥楼梯上的“笃笃”声，一声一声，不紧不慢，像敲在我心上。我心里一沉，赶紧把碗里剩下的几口喝完。

妈妈推开门走了进来。

“怎么不开灯？”她问，语气里听不出什么情绪，只是带着下班后的那种惯常的疲惫。

“我……我刚回来。”我站在厨房门口，小声回答。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她把手里的一个棕色文件袋，放在桌上，然后走进了厨房。我看见她今天穿的，是那双浅灰色的、带着竖条纹的丝袜，脚后跟处溅上了几个小小的、深色的泥点。

我把喝完的碗，拿进厨房的水池里。妈妈正在淘米，白花花的大米在她手心里来回地冲刷。她问我还想吃什么，我说现在饱了，就进了自己房间。

脱完衣服躺到床上时，能闻到被子上，有一股很久没晒过的、淡淡的霉味。这时，妈妈在客厅里喊：“不洗洗就睡啊。”

我还是从床上爬了起来，去卫生间冲了个脚。妈妈正在厨房里切菜，“笃笃笃”的声音，又快又密，像一串急促的鼓点。

那一整个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听着妈妈炒菜的油烟机声，听着她端菜上桌时，碗底和桌面碰撞的轻响，听着她一个人吃饭时，那几乎听不见的、细微的咀嚼声。我们家的那张方桌，不大，但那天晚上，我觉得它像一个巨大的、空旷的广场。

我一直在等一个声音。

一个急促的电话铃声，或者是一阵愤怒的、用力的敲门声。

我想象着，吕叔叔开着那辆黑色的奥迪，在路上，突然发现车子不对劲。他停在路边，看着那只慢慢瘪下去的轮胎，眉头紧锁。然后，他会想起什么，会立刻掉转车头，开到我们家属院楼下，怒气冲冲地上来质问。

可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一晚，异常的安静。静得，连楼下王阿姨家那只大黄狗，偶尔梦呓般的呜咽声，都能清晰地传进我的耳朵里。

那根被我偷偷扎了一下的大头针，像一颗被我扔进了深海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浪花，甚至连一个气泡都没有冒出来。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去了学校。

那天的课，我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我的脑子里全是那只正在慢慢漏气的、黑色的轮胎。我一会儿觉得，是我的力气太小，那根针，根本就没有扎进去；一会儿又觉得，或许是漏气太慢了，吕叔叔还没有发现。

这种不确定性，像一只小小的、带毛的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

放学后，我没有直接回家。我像一个急于想知道考试成绩的考生，又一次，绕远路，去了那条种满了法国梧桐的巷子。

巷子里空空如也。

那辆黑色的奥迪，不见了。它昨天停过的那个地方，只剩下几片被风吹落的、干枯的梧桐树叶，和地面上，一个不太明显的、被轮胎压过的痕迹。

我站在那里，心里空落落的，像一个一拳打在了棉花上的、多余的人。

接下来的好几天，我都像一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蹩脚的间谍。我每天都会去那条巷子“巡视”一遍，可那辆黑色的奥迪，再也没有出现过。妈妈的生活，也和往常一样，平静得像一口不起波澜的古井。她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看那些从市里寄来的文件。她脚上那双浅灰色的丝袜，脚后跟处的泥点，也早已被她清洗得干干净净，看不出任何痕迹。

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我那场自以为是的、英勇的反抗，像一个无人观看的、愚蠢的笑话。

没有了电视，我们家的晚上，就变得异常安静。静得能听见窗外那棵树的叶子，被秋风吹落时，打在地面上的、细微的“沙沙”声。

妈妈开始有了新的习惯。她会在晚饭后，点上一盘蚊香，搬一张小竹凳，坐在我们家那扇朝北的窗户前，一针一针地，给我织毛衣。那是一件深灰色的毛衣，毛线是她托人从市里买回来的，据说很暖和。她的动作很熟练，两根竹制的毛衣针，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发出“嗒、嗒、嗒”的、极有规律的轻响。

我则坐在她对面的小书桌前，假装很认真地，在看一本从曾文静那里借来的、名叫《读者》的杂志。

那本杂志，比我们课本上的文章，有意思得多。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讲的是一个叫拉萨的、很遥远的地方。文章里说，那里的天，蓝得像一块刚被洗过的、干净的玻璃，云彩，白得像一团团的棉花糖，伸手就能抓到。还说，那里的人，都很信佛，他们会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用身体，一步一步地，丈量着去往圣城的路。

我当时就觉得，写这篇文章的人，一定是在骗人。天底下，怎么会有那么傻的人呢？路是用来走的，怎么能用身体去量呢？

我也是这样的人。想不通的事情，就觉得一定是别人在撒谎。

正对着那篇文章犯晕，肩膀就被人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

是妈妈。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毛衣针，站到了我的身后。

“又在看这些没用的闲书。”她说着，语气里，却听不出什么责备的意思。她伸出手，把我那本摊开的杂志，拿了过去。

她的手指，很长，也很白，因为常年做家务，指尖上有一层薄薄的茧。我看到，她今天，给自己的指甲，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不再是以前那种张扬的、蔻丹般的红色，而是一种很浅很浅的、近乎于透明的肉粉色。那颜色在灯光下，泛着一层温润的、像珍珠一样的光泽，让她那双手，看起来，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属于女人的、不那么张扬的精致。

她拿着那本《读者》，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她翻得很认真，像是在检查我的作业。当她翻到那篇讲“拉萨”的文章时，她的手指，停了下来。

“拉萨……”她看着那两个字，轻轻地，念出了声。那声音，很轻，很轻，像在说一个她从未去过，却又在梦里，见过很多次的、遥远的地方。

她看着那篇文章，看了很久。久到她手里的那本杂志，都因为出了神，而微微地，垂了下去。

我看到，我们家那盏昏黄的、十五瓦的灯泡，光线从她的头顶，照下来，在她那头刚刚洗过的、还带着一点潮气的短发上，投下了一小圈柔和的、毛茸茸的光晕。她的睫毛很长，在眼睑下方留下了一小片扇形的、淡淡的阴影。

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像一尊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安静的雕塑。

我不知道她在那篇文章里，看到了什么。是那片像玻璃一样蓝的天空，还是那些用身体丈量着道路的、虔诚的人？

我只知道，那一刻，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很奇怪的、说不出的难过。

我忽然觉得，我妈妈，她也很像那些去往拉萨的人。

她也正在用她自己的方式，用她那双涂着淡淡肉粉色指甲油的、漂亮的手，用那一针一线的、永不停歇的劳作，在我们家这间充满了烟火气和霉味的小屋里，沉默地丈量着她自己的、那条看不见终点的、去往圣城的路。

(12)

那件深灰色的毛衣，妈妈织了很久，从秋天第一片梧桐叶落下来开始，一直织到我们县城里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薄雪。

那场雪其实算不上雪，只是些细小的、像盐粒一样的冰晶，夹杂在阴冷的、潮湿的冬雨里，落下来一沾到地面就化成了水。

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课，教我们数学的，是一个姓王的男老师，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没两年，人很年轻，脾气却很大。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在讲台上，一边唾沫横飞地讲着那些我们听不懂的鸡兔同笼，一边用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在下面巡视。

曾文静因为感冒一直在小声地咳嗽，王老师大概是觉得她的咳嗽声，打扰了他讲课的兴致，讲到一半，突然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有的同学，自己不想听课，就不要影响别人！”他的声音，像一把生了锈的锯子，在寂静的、有些沉闷的教室里，来回地拉扯。

曾文静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她赶紧用手，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连大气都不敢出。可就在这时，她又忍不住，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剧烈的咳嗽。

王老师的脸，瞬间就涨成了猪肝色。他拿起讲台上的一根白色的粉笔，想都没想，就朝着我们这边，狠狠地扔了过来。

那根粉笔头，擦着曾文静的耳边飞了过去，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了我身后那排一个男生的课桌上，“啪”的一声，断成了两截。

全班同学都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低低的哄笑声。那笑声，像潮水一样迅速地淹没了整个教室，但又在王老师那铁青的脸色下，像退潮一样飞快地缩了回去，所有人都立刻低下头，假装在看书。

只有我慢了半拍。

我没忍住，嘴角往上翘了翘，那声压抑着的、没能及时收回去的“嗤”笑就像退潮后被孤零零地留在了沙滩上的那只螃蟹，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显得异常的清晰和刺耳。

王老师的目光，像两只饥饿的、在寻找猎物的鹰，在教室里盘旋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这个唯一没来得及缩回脑袋的、倒霉的猎物身上。

他那张早已涨成猪肝色的脸，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挽回颜面的、绝佳的出气筒，而显得更加扭曲了。

“何晨！”他咆哮着，声音因为愤怒而变了调，手指着我，像是抓到了一个罪证确凿的犯人，“你给我站起来！全班就你还在笑！你觉得很好笑是吗？你给我到教室外面站着去！”

我站了起来，没有解释也没有说话。我只是看了他一眼，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出了教室，站在了那条空无一人的、冰冷的走廊里。我能听到教室里又重新传来了王老师那含糊不清的讲课声和我背后同学们压抑着的、小声的议论。

我靠着冰冷的墙壁，站着。从一节课的开始，站到一节课的结束。

放学的铃声，终于像一种迟来的赦免，响彻了整个校园。

走廊里，瞬间就变得嘈杂起来。各个班级的门都打开了，穿着厚厚冬衣的学生们，像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吵闹的鸭子，笑着闹着从我身边涌过。他们会好奇地，朝我这边看上一眼，然后和身边的人交头接耳地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曾文静是最后一个从我们班教室里走出来的，她把书包递给我，没有立刻说话。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擦得很干净的白色球鞋的鞋尖。走廊里已经很安静了，我能听到她那有些急促的、细微的呼吸声。

过了一会儿，她才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圈红红的，像一只刚刚哭过的兔子。

“何晨，”她开口了，声音很小，带着一种因为内疚而显得格外小心翼翼的腔调，“我……我刚才下课，去找了王老师。我跟他说，这件事不怪你，是我咳嗽影响了大家，他要罚，应该罚我。”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会去找王老师。

“那……王老师怎么说？”我问。

“他……他很生气，”曾文静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她小声地模仿着王老师的语气，“他说，‘他一个男生，在外面站一会儿怎么了？你是女同学，身体不好，快回家去！’，然后，就把我赶出来了。”

她说完，又沉默了。她用手，无意识地，绞着自己校服的衣角。

“你别怪王老师，”她又抬起头，看着我，那双红红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她那个世界的、真诚而又天真的劝慰，“我爸爸说，王老师刚毕业，一个人从外地分到我们这里，也很不容易。他……他可能就是今天心情不好，想立威风……你，你别往心里去。”

“你快回家吧，阿姨该着急了。”她说完，就背着她那个总是很干净的书包，匆匆地，跑下了楼。

我看着窗外，那片灰蒙蒙的、阴沉的天空，看着那些细小的、夹杂在冬雨里的冰晶无声无息地落下来，又无声无息地融化掉。

我想起了去年快过年时，妈妈带我回乡下外公家的情景。那是我记忆里外公的身体还算硬朗的最后一个冬天。那天，村里的大伯公家要杀年猪。那是一头黑色的、养了一年多的、壮得像一头小牛犊子一样的猪。它被几个壮汉用粗麻绳捆着四蹄抬到了一张临时搭起来的长条凳上。

我记得很清楚，那头猪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要死了。它只是哼哼唧唧的，以为人们又在跟它闹着玩。可当那个专门从镇上请来的、姓刘的屠夫，从他那油腻腻的帆布工具包里，拿出一把雪亮的、窄长的尖刀时，那头猪好像突然就明白了什么。

它的身体，开始疯狂地挣扎、扭动，喉咙里发出了我从未听过的、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嚎叫。那嚎叫声，又尖又长，穿透了整个村子上空那片灰蒙蒙的、冬日的晨雾。村里所有的狗都吓得夹着尾巴不敢出声。

刘屠夫是个很瘦小的老头，他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对那头猪的嚎叫充耳不闻。他只是用一只膝盖死死地顶住猪的脖子，然后，把那把雪亮的尖刀，想都没想，就狠狠地捅进了猪的喉咙里。

一股暗红色的、滚烫的猪血像一道小小的瀑布，喷涌而出，流进早已准备好的、一个巨大的木盆里。那头猪的嚎叫声戛然而生，变成了更绝望的、带着“呼噜呼噜”漏风声的抽搐。它的四条腿还在徒劳地、一下一下地蹬着。

我被那场面吓得脸都白了，躲在妈妈身后不敢再看。可村里其他那些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却都围在旁边，兴奋地、大声地叫着好。

过了很久，那头猪终于不动了。它那双原本还闪着惊恐光芒的小眼睛，变得浑浊、黯淡，像两颗蒙了灰的、黑色的玻璃弹珠。刘屠夫把刀拔出来，在猪身上那件满是污泥的皮上，随意地擦了擦。然后他对着旁边一个烧着滚水的、巨大的铁锅喊了一声：“行了！抬过来褪毛！”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那头被杀死的猪。

我只觉得，那一刻，站在冰冷走廊里的我，和那个被老师用一根粉笔头砸中的我，都像那头猪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制定规则的、手握尖刀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发怒。我们只能徒劳地、发出一声可笑的、无人理会的抗议，然后，就被那股我们完全无法理解、也无法抵抗的力量，给轻易地，按在了那张看不见的长条凳上。

我不知道自己等了多久，或许一个小时，或许更久。就在我的腿已经站得麻木、心里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妈妈可能不会来了的时候，我听到了那阵熟悉的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的“笃笃”声。

那声音，由远及近，不紧不慢，穿过空旷的操场，传进这栋安静的教学楼。

我一回头，看到了妈妈。

她没有跑，也没有显得很狼狈。她只是像往常下班一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她身上，还穿着在单位里穿的那件蓝色的税务制服，外面套着一件米色的风衣。她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脸上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表情。

她走到我面前站定。她先是上上下下地，把我打量了一遍。

“手不冷吗？”她问，语气很平淡。

我摇了摇头，下意识地，手攥得更紧了。

她“嗯”了一声，没有再问我发生了什么。她只是说：“走吧，去你们老师办公室。”

五年级的教师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那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摆着十几张掉了漆的、老式的办公桌。大部分老师都已经下班回家了，只有角落里还亮着一盏台灯。

王老师就坐在那盏台灯底下。他没有在备课，也没有在批改作业。他只是翘着二郎腿，手里拿着一份书，正看得津津有味。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他抬起头，看到了我们。他脸上的那种悠闲，瞬间就凝固了。他有些慌乱地，把脚从桌子上放下来，站起身，脸上，挤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哎呀，是何晨妈妈啊，”他主动地迎了上来，显得异常热情，“您怎么来了？快请坐，快请坐。”

妈妈没有坐。她只是站在那张堆满了作业本和空茶杯的办公桌前，静静地看着他。

“王老师，”她开口了，声音，依旧是那种不带任何感情的平静，“我听我们家何晨的班主任说，今天下午，您在课堂上，跟他，起了点小误会？”

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件事。

我想起了暑假在乡下舅舅家时，看到的那只老母鸡。

舅舅家院子里，养了一群鸡。有一只芦花的老母鸡刚孵出来一窝毛茸茸的小鸡仔。平日里，那只老母鸡总是耷拉着脑袋，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刨着食，看起来温顺又迟钝。可有一次，邻居家那条大黄狗不知怎么地跑进了院子里，想去叼一只落在最后面的小鸡。

就在那一瞬间，那只平日里看起来老态龙钟的芦花母鸡，突然就变了。

它全身的羽毛，都像钢针一样根根倒立了起来。它弓着背，压低了脖子，喉咙里发出一种我从未听过的、低沉的“咕咕”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愤怒和警告。然后，它像一支出膛的、小小的炮弹，想都没想就朝着那条比它高大好几倍的大黄狗猛地冲了过去，用它那并不锋利的喙狠狠地啄向了大黄狗的眼睛。

王老师一听“误会”这两个字，脸上的表情明显地松弛了下来。他大概觉得，眼前这个女人，跟那些他见过的、只会哭哭啼啼或者大吵大闹的农村妇女不一样。她是个讲道理的人。

“哎，您看这事儿闹的，”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委屈又无奈的腔调，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那个版本的“事实”，“我这不也是为了孩子们好吗？现在的学生，太调皮了，上课不认真听讲，还公然嘲笑老师。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对他进行一下批评教育，也是应该的嘛！可能……可能就是方式上，稍微严厉了一点点。您也是国家干部，您肯定能理解，我们做老师的，也不容易……”

他还在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

妈妈没有打断他。她只是安静地听着，像一个最有耐心的听众。她的脸上，甚至还露出了一丝礼貌性的、表示“理解”的微笑。

等到王老师把所有的话，都说完了，办公室里，陷入了一阵短暂的、有些尴尬的沉默。

然后，妈妈才缓缓地，从她那件米色风衣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

她把那张名片，轻轻地，放在了王老师那张堆满了作业本的、凌乱的办公桌上。

“王老师，”她说，声音，依旧是那么的平稳，那么的客气，“这是我们县教育局，人事科张科长的名片。我跟张科长，还算熟悉。他前几天还跟我提起，说今年，市里正好有一个‘优秀青年教师’的评选名额，很难得。他说，王老师你很年轻，业务能力也很强，是重点的考虑对象。”

王老师的目光，落在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上。他脸上的血色，以一种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褪了下去。他那张原本还在滔滔不绝的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办公室里，那盏昏黄的台灯，灯光下有细小的灰尘，在飞舞。墙上那只老旧的石英钟，依旧在发出“嘀嗒、嘀嗒”的、不知疲倦的声响。

妈妈看着他，那眼神，像是在看一只不小心掉进了陷阱里的、可怜的动物。她没有再多说一个字。

她只是转过身，牵起我那只冰冷的手，用一种平静到近乎于冷漠的语气，说：“何晨，我们回家。”

走出教学楼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外面那场夹杂着冰晶的冬雨，不知何时，已经停了。西边的天空，只剩下最后一点点尚未被夜色完全吞没的、像死鱼肚皮一样的、灰白色的光。

妈妈拉着我，走在那条熟悉的、铺着青石板的老街上。她的手依旧很用力地攥着我的手。

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

我只是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

从学校回家的那条路，我跟着妈妈，走了很久。她的高跟鞋踩在湿滑的青石板上，发出“笃、笃、笃”的、孤独又固执的声响，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钟，在丈量着这条漫长而又寂静的路。她没有再牵我的手，只是一个人，在我前面，走得不紧不慢。我看着她那个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拉得很长很长的、瘦削的背影，忽然觉得，她像一只刚刚打赢了一场恶战，却也耗尽了所有力气的母兽。

回到家，屋子里有一股冰冷的味道。妈妈脱下那件米色的风衣，随手搭在椅背上。她坐在那张掉了漆的方桌旁，从口袋里，拿出了那张小小的、白色的名片。她没有看，只是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轻轻摩挲着名片光滑的、带着棱角的边缘。她的脸上，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更深的、我看不懂的疲惫，像是在掂量着一件不属于自己，却又不得不暂时保管的、滚烫的东西。

我当时并不完全明白那张名片的力量来自哪里，但我隐约觉得，那和我抄了李凯的数学作业，就必须在下一次语文考试时，把我的答案给他看，是差不多的道理。只不过，妈妈欠下的这份人情，比我欠下的一篇作文，要重得多，重得让她那双总是很稳的手，都显得有些拿不住。

我又想起了妈妈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程伟，”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别人给你一分，你就要想着，将来要怎么还上十分。我们这种人家，欠不起。”

看着此刻摩挲着那张白色名片的妈妈，我忽然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她自己似乎正在应验着她对舅舅说过的这句话。

那次误会之后，我们家的空气变得很奇怪。妈妈对我，有了一种近乎于神经质的关注。她不再只是关心我的成绩，而是开始关心一些更细微、更让我感到不自在的事情。她会每天仔仔细死地检查我校服的袖口和裤脚，如果发现一点点的泥点，她就会立刻换下来，用刷子蘸着洗衣粉，一遍又一遍地刷，那架势不像在洗衣，更像是在清除某种看不见的、会传染的病毒。

我能感觉到，那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像一根小小的、看不见的刺，扎进了她的心里。回到家后，她没有再多问我一句关于王老师的事，也没有再提那张白色的名片。但她越是这样沉默，我就越觉得，那件事在她心里并没有过去。

我当时只是觉得，妈妈可能就是生气我上课不认真听讲给她丢了人。我甚至因为王老师后来在课堂上再也不点我名、再也不多看我一眼而感到一丝庆幸和轻松。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后知后觉地明白，妈妈那天晚上，在那间昏暗的教师办公室里，究竟看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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