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到的，大概不是一个简单的、脾气暴躁的年轻老师，而是一个微缩的、她无力改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手握着最微不足道权力的普通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仅仅因为“心情不好”，就对她的儿子施加公开的羞辱。而她却必须依靠另一张不属于她的、更高级的权力名片才能换来儿子最基本的、不被欺负的权利。

她更害怕的，或许是这种胜利的代价。她用一种自己最鄙视的方式，饮鸩止渴般地解决了一个小麻烦，却也让她自己，更清醒地看到了那条看不见的、牵在她身上的线。她大概是在那一刻，彻底地明白了，想让我逃离这个充满了“王老师”们的、随时可能被羞辱的环境，她唯一能依靠的，不是她自己的能力和正直，而是别人，是那个攥着风筝线的人。

网吧那件事的阴影，也一直笼罩着她。她开始盘问我的交友情况。“那个李凯，以后少跟他来往，”她会在饭桌上，一边心不在焉地给我夹菜，一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听王阿姨说，他爸爸不正经，在外面跟人合伙开游戏厅，不是什么好人家。”她甚至开始限制我放学后的活动范围，不允许我再去学校门口那家文具店，她说那地方人多手杂，乌烟瘴气。

我们家那间屋子，成了她为我建造的一座干净的、却又密不透风的堡垒。

而我们县一中要评省重点的消息，就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这座密不透风的堡垒里。起初，这阵风与我们无关。直到有一天，邻居王阿姨在楼道里洗菜时，神秘兮兮地对我妈妈说：“程蕾，你听说了没？咱们财政局老刘家的闺女，今年也小升初，人家不声不响地，直接弄到市一中去了！听说啊，光择校费就这个数！”王阿姨伸出五根粗壮的手指，脸上满是羡慕和嫉妒。

“市一中？”妈妈择菜的手，顿了一下，“那不是要市里的户口才能上吗？”

“哎哟，我的好姐姐，现在这年头，户口算个啥？”王阿姨压低了声音，朝四周看了看，“只要有路子，有贵人帮忙，别说户口了，就是想让校长亲自给你家孩子拎书包，那都不叫事儿！”

王阿姨后面的话，我没怎么听进去。我只看到妈妈的眼神在那一瞬间变得很遥远。那眼神，像我们家窗外那条浑浊的小河，突然被投进了一颗石子，表面上没什么变化，底下却漾开了一圈圈看不见的涟漪。

那天晚上，妈妈第一次主动跟我提起了市一中。她说，那里的老师，都是大学教授级别的，那里的学生，毕业了都能考上清华北大。她还说，那里的孩子，家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不会像我们这里，有那么多不三不四的人。

她越是这么说，我们家的空气，就越是压抑。因为我们俩都心知肚明，那个能帮我们铺就去往市里那条路的贵人，是谁。而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再接到那个人的电话了。

绝望，是一种会发酵的东西。在那个漫长而又安静的冬天里，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一个密闭的坛子，把妈妈的绝望一点一点地发酵成了某种更危险的、叫做侥幸的东西。

而就在我们家这个密闭的坛子即将爆裂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突然被一种更喧嚣、更庞大的、集体的狂热给点燃了。

(13)

2002年的初夏，我们县城的大街小巷，一夜之间像得了某种热病。所有的店铺，不管卖的是化肥还是女人的内衣，门口都挂上了一面崭新的、红得刺眼的五星红旗。镇上那家唯一会用电脑刻字的打印店，生意好得忙不过来，到处都贴着“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红色横幅。那一年，中国队破天荒地踢进了世界杯。

“世界杯”，这个词，像一阵滚烫的、带着汗味的季风，吹进了我们这个偏僻小县城的每一个角落。连我们学校门口那个卖油条的张老头，都在他的油锅旁边，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了一行字：“吃张记油条，为国足加油”。

我们家，是这场狂热中，唯一的、安静的孤岛。妈妈对足球一窍不通，她分不清什么是越位，也认不出那个据说很神奇的、留着山羊胡子的南斯拉夫老头米卢。她只是在我们家属院里的男人们，为了一个点球的判罚而争得面红耳赤时，默默地把我们家的窗户关得更紧一些。

而我那个不着调的舅舅程伟，则理所当然地成了这场全民狂欢里最积极、也最投入的信徒。

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件盗版的、印着“15号”的红色球衣，穿在身上，整天在县城里招摇过市。他甚至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叫“马麦罗”，因为他听说，巴西队那个最厉害的前锋罗纳尔多，就叫这个名字，而且他也像罗纳尔多一样，剃了一个只在脑门上留一小撮的、滑稽的阿福头。

“姐！晨晨！”他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冲进我们家，满面红光，神秘兮兮地从他那个破旧的帆布包里掏出几张花花绿绿的、散发着油墨味的盗版VCD光盘，“最新的！内部渠道搞到的！《豪门盛宴》！《世界杯百大进球》！晚上我拿去放，保准一堆人围着看！”

我们家的那台金正牌VCD机，是舅舅去年花了一百多块钱，从一个急着用钱的赌鬼手里买来的。平日里，他用它来看一些从街边租来的、封面模糊的香港枪战片。但那段时间，它成了舅舅的印钞机。舅舅在县城的夜市上，摆了一个小摊，用一台小小的、黑白的电视机，循环播放他那些盗版的足球VCD。五毛钱看一场，买一瓶他从批发市场趸来的、冰镇的亚洲沙示，可以免费看两场。

他的生意，居然还不错。很多买不起电视，或者家里女人不让看球的男人，都会在他那儿，花上几块钱，就着一瓶廉价的汽水，看那些穿着不同颜色队服的小人，在屏幕上跑来跑去，直到深夜。

妈妈很讨厌舅舅的这门生意。她觉得那是在“不务正业”、“投机倒把”。

“程伟，”有一次，她终于忍不住，对又来我们家取光盘的舅舅说，“你能不能干点正经事？就靠这个，能当饭吃吗？”

“姐，你这就不懂了！”舅舅被酒精和虚假的爱国热情烧得满脸通红，他挥舞着手里的光盘，像在挥舞一面旗帜，“这叫什么？这叫‘球迷经济’！再说了，这也不光是为了挣钱！这是为了信仰！为了给咱们中国队，加油助威！”

妈妈看着他那副样子，只是疲惫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中国队的三场小组赛，我们县城，像过了三次年。每到比赛那天，所有的店铺都会提前关门，家家户户的窗户里，都传出中央电视台那个姓黄的解说员，声嘶力竭的咆哮。舅舅的生意也在那几天达到了顶峰。他甚至奢侈地，买了一箱小鞭炮，在中国队每次被别人踢进一个球后，就跑到院子里点上一挂，用那“噼里啪啦”的声响，来驱散弥漫在空气里的、巨大的失望。

而我们家的空气，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压抑。妈妈依旧沉默地，坐在窗前，一针一线地，织着那件永远也织不完的毛衣。窗外那些喧嚣的、属于世界的狂欢，和我们屋子里这片沉重的、只属于我们母子俩的寂静，形成了一种极其古怪的、互不侵犯的对峙。

我常常会一边假装看书，一边偷偷地观察她。我看到，她的眉头总是紧紧地锁着，那双原本很漂亮的眼睛，也因为长期的失眠和焦虑，而失去了一些原有的神采变得有些黯淡。她织毛衣的动作，很快，很机械，像一个上了发条的、不知疲倦的机器。

有时候，舅舅会在我们家唾沫横飞地分析着哪支球队能夺冠。

“……要我说，肯定是阿根廷！你看看人家那个巴蒂，战神！那一脚远射，‘哗’的一下，球门都得抖三抖！”他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拳头，仿佛他自己就是那个“战神”。

妈妈只是低着头，织着毛衣，偶尔会因为舅舅的声音太大，而不易察觉地皱一下眉头。

“不过啊，”舅舅话锋一转，又端起那副半瓶子醋的专家派头，“这足球，它跟人生一样，也不光是看谁的拳头硬。有时候啊，运气，比什么都重要。就看你，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抓住那个转瞬即逝的机会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看着电视机里那些奔跑的小人。可我却觉得，他那句话，像一颗烧红的、沾着酒气的石子，不偏不倚地正好落进了妈妈那潭死水般平静的心里，烫出了一个看不见的、嘶嘶作响的洞。

我看到妈妈那双正在飞快舞动的、织着毛衣的手，在那一瞬间停顿了一下。

中国队毫无悬念地出局后，舅舅的生意一落千丈。他把那些过时的VCD光盘，当成废品，五块钱一斤卖给了收垃圾的。我们县城那股热病，也像退潮一样，迅速地冷却了下去。大街小巷的红旗和横幅，都被摘掉了，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只有舅舅，还在坚持着。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了巴西队身上。他说，他从罗纳尔多那个“阿福头”上，看到了一种王者的霸气。

决赛那天，是星期天。舅舅提着半只烧鸡和一瓶二锅头，赖在我们家，非要扛着那台小小的、信号不太好的彩电，看完这场“世纪之战”。

妈妈没有赶他走。她只是默默地，把那件已经织得差不多了的毛衣，收了起来，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帘子后面的床上。

我和舅舅，就坐在客厅里，看着那场在遥远的、名叫横滨的城市里进行的比赛。舅舅喝得满脸通红，一会儿为罗纳尔多的错失良机而扼腕叹息，一会儿又为德国队门将卡恩的神勇扑救而破口大骂。

而我，却一个镜头也没看进去。我的耳朵一直在努力地分辨着帘子后面那片寂静里的声音。

我听不到妈妈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她翻身的声音。她就像一个不存在的人一样，把自己从这个屋子里彻底地抹去了。

下半场，罗纳尔多，那个顶着滑稽阿福头的男人，连着踢进了两个球。

我们家那栋破旧的红砖楼，瞬间就爆发出一阵山呼海啸般的、男人们的欢呼声和叫好声。舅舅也从凳子上，一跃而起，把手里剩下的半瓶二锅头一饮而尽，然后，像个疯子一样在屋子里又蹦又跳。

而就在他那声嘶力竭的、充满了酒精味道的欢呼声里，帘子后面那个死寂的世界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极轻的、几乎被外面的喧嚣完全淹没的气音。

那声音，很短促，也很怪异。它不像叹息那么绵长，也不像咳嗽那么浑浊。它更像是一声从喉咙最深处被巨大的压力硬挤出来的、干涩的、短促的笑。

那或许，算是一种笑声。

但那笑声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它尖锐，冰冷，像一小块冰，掉在了烧红的铁板上，“呲”的一声就消失了，只留下一缕微不可闻的、自嘲的青烟。它不像哭声那样，是温热的、湿润的、能让人感到悲伤的。它像一根冰凉的、细细的针，瞬间刺破了夜晚的寂静，也刺痛了我的耳膜。

我的心，在那一刻，不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揪了一下，而是像被这根冰凉的针给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宁愿听到她放声大哭。因为哭是我能听懂的语言。可那一声短暂而又冰冷的、不知是何意味的轻笑，却像一个我完全无法破译的、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信号，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从脊背升起的、彻骨的寒意。

我忽然觉得，帘子后面那个一动不动的、黑暗中的妈妈，在听完舅舅那句“强者永远是强者”的醉话后，她不是悲伤，也不是绝望。

舅舅狂欢了很久，直到电视里开始播放颁奖典礼，他才像一滩烂泥一样，瘫倒在椅子上，沉沉地睡了过去，嘴里还嘟囔着“罗纳尔多……牛逼……”之类的梦话。

我关掉电视，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舅舅那沉重的、带着酒气的鼾声，和墙上石英钟“嘀嗒、嘀嗒”的声响。那鼾声，像一台破旧的、漏气的鼓风机，一下一下地吹着这个夏夜里沉闷的空气。

我悄悄地走到帘子边，掀开了一个小小的角。

妈妈没有睡。

她只是坐在床沿上，背对着帘子的方向。我们家那盏十五瓦的床头灯没有关，昏黄的光像一层薄薄的、温热的蜂蜜，涂在她那个微微弓起的、瘦削的背影上。

她的脚边，放着一只专用的搪瓷脸盆，里面盛着半盆清水。她刚从单位回来，脚上还穿着那双出门时穿的、浅灰色的、带着细密竖条纹的丝袜。或许是走了一天的路，天气又闷热，她正微微俯下身，一只手轻轻地、极其缓慢地，将右脚上的丝袜，从脚踝处一点一点地往下褪。

她的动作，很轻，也很慢，像是在剥开一层脆弱的、半透明的蝉蜕。那层薄薄的尼龙织物，随着她的动作，慢慢地卷曲、堆叠，露出了她那截因为长时间被包裹而显得异常白皙、细腻的脚踝。

褪到一半，她停了下来。她没有立刻把袜子完全脱掉，而是将那只还包裹着半截丝袜的脚伸进了清凉的水盆里。我听到一声极轻的、几乎无法察觉的、满足的叹息从她喉咙里发出来。

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让那只脚浸在水里。水很清，我能看见那层浅灰色的、被水浸湿后变得近乎透明的丝袜，是如何紧紧地、像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着她脚背的每一寸肌理。透过那层薄薄的织物，她那圆润的脚趾轮廓若隐若现。

过了一会儿，她从盆里抬起脚，水珠顺着那层光滑的尼龙表面无声地滑落。然后，她才继续刚才的动作，把那只湿漉漉的、带着凉意的袜子，从脚上完整地、轻柔地褪了下来。

她把那只换下来的、还带着她体温和水汽的袜子随手搭在了床头的铁栏杆上。

然后，她又换了另一只脚，重复着刚才那一整套缓慢而又固执的仪式。

我看着那只被挂在床头栏杆上的、湿漉漉的浅灰色丝袜。在昏黄的灯光下，它不再像平时晾在卫生间里那样，带着一种干净的、属于织物本身的僵硬。它软软地、服帖地垂在那里，袜口那圈宽边的蕾丝还保持着一个被她小腿撑开过的、小小的弧度。它像一只刚刚蜕下的、还带着生命余温的蛇皮，安静地散发着一股混杂了皮革、汗水、灰尘和她独有的、淡淡的体香的、极其复杂的味道。

那味道，我隔着好几步远，仿佛都能闻到。它不像蜂花牌檀香皂那么清冽，也不像樟脑丸那么刺鼻。那是一种更私密的、只属于她的、让我感到莫名心安，却又忍不住心跳加速的味道。

我看着她那个在昏黄灯光下，显得格外单薄、孤独的背影，看着那只安静地挂在床头的、散发着复杂气息的丝袜。在屋外舅舅那震耳欲聋的鼾声里，我忽然觉得，我们这间小小的、隔着一道印花布帘子的屋子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唯一重要的地方。

帘子外面的那个世界，那些关于足球的、震天的狂欢，那些属于男人的、粗鲁的呐喊和胜利，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与我无关的、一场喧嚣而又虚假的梦。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直到眼睛都有些发酸。

我没有去想她为什么不高兴，也没有去想那些我看不懂的、属于大人的烦恼。

我只是觉得，能这么看着她，真好。

舅舅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才醒。他醒来后，头痛欲裂，抱着脑袋喝了好几杯凉白开。他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昨天晚上的狂欢和失态，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说二锅头的后劲太大。

妈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早早地起了床，给我冲了麦乳精，然后就又坐在了窗前。不过，她没有再织毛衣，而是拿出了一本厚厚的、印着我们县地图的册子，一页一页地慢慢地翻着。

舅舅赖着没走，他在等妈妈开口，借给他回乡下的路费。

我们家那台雪花牌的单门冰箱，是妈妈结婚时的嫁妆，比我的年纪都大。它平日里总是任劳任怨地工作，只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像一个得了哮喘病的老人，发出一阵阵“咯咯咯”的、吃力的喘息声。

就在舅舅喝下第三杯凉白开，正准备开口要钱的时候，那阵熟悉的“咯咯”声，突然变成了一声尖锐的、像被掐住了脖子一样的“嘎——”，然后，就彻底地没了声息。

屋子里，瞬间就安静了下来。只有墙上那只石英钟，还在发出“嘀嗒、嘀嗒”的声响。

“怎么了？”舅舅放下茶杯，茫然地问。

妈妈没有说话。她站起身，走到冰箱前，拉开那扇已经有些关不严的、沉重的冰箱门。里面，那盏总是亮着昏黄光的小灯泡黑了。一股不算新鲜的、混杂着剩菜和冰霜味道的冷气，懒洋洋地飘了出来。

“坏了。”妈妈说，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舅舅立刻来了精神，他觉得这是他一展身手、赖着不走的好机会。“坏了？我来看看！”他说着，就自告奋勇地，把冰箱后面的插头拔了，又插上，反复了好几次，那台老旧的冰箱依旧像一具沉默的、白色的尸体毫无反应。

“肯定是后面的压缩机出了毛病，”他拍着冰箱嗡嗡作响的外壳，用一种很专业的口吻下着定论，“问题不大，我拿螺丝刀拆开看看，保准给你修好。”

他从我们家那个放杂物的抽屉里，翻出了一把生了锈的螺丝刀，在冰箱后面叮叮当当地鼓捣了半天，弄得满地都是黑色的灰尘和油污。最后，他满头大汗地站起来，摇了摇头，宣布是里面的线圈烧了，彻底报废了，没得修了。

那个下午，我们家，就眼睁睁地看着那台冰箱，一点一点地，失去了它最后的温度。冷冻室里那几根我一直舍不得吃的、红豆味的冰棍，最先遭了殃。它们慢慢地，融化成一摊红色的、甜腻的糖水，顺着冰箱门的缝隙，滴滴答答地流到了地上。

妈妈没有说话，也没有抱怨。她只是找来一块抹布，跪在地上，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那摊从冰箱里流出来的、黏糊糊的液体。她的动作，很慢，很机械，像是在擦拭地板，又像是在擦拭某种我们都看不见的、正在从我们生活中，一点点流逝掉的体面。

舅舅看着她那个沉默的背影，大概也觉得脸上挂不住，灰溜溜地不再提修冰箱的事了。

到了傍晚，冰箱里那些剩菜，开始散发出一股微微的、变质的酸味。

妈妈站起身，把冰箱里所有的东西，都拿了出来。她把那些已经开始发黏的剩菜倒进了垃圾桶。然后，她拿着那块抹布，仔仔细细地把冰箱的里里外外都擦拭了一遍，直到那白色的铁皮外壳，又能映出人影。

做完这一切，她才走到舅舅面前，从口袋里，数出二十块钱，递给他。

“路费。你回乡下去吧。”

舅舅拿着钱，脸上有些发烫，他小声地嘟囔着：“姐，这冰箱……要不，我回去找人问问，看能不能从废品站，淘换个旧的……”

“不用了。”妈妈打断了他。

舅舅走后，我们家，陷入了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寂静。那台不再制冷的、空空如也的冰箱，像一口白色的、敞着口的棺材，立在厨房的角落里，无声地提醒着我们这个家的窘迫和衰败。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会那么执着地看着那张市区的地图。

她想逃离的，不仅仅是这个县城，不仅仅是那个会对学生扔粉笔头的王老师和那个充满了烟味与厮杀声的网吧。她想逃离的，是这一切。是这种眼睁睁看着冰棍融化成糖水、新鲜的饭菜变成馊水的无力感，是这种生活像一台老旧冰箱一样，在你面前，一点一点地、不可挽回地坏掉的、缓慢的绝望。

更重要的是，她不只想让自己逃离。她也想让我逃离这里。她不想让我将来也守着一台会坏掉的冰箱，看着冰棍在我眼前融化却无能为力。她想让我去一个所有东西都是崭新的、不会轻易坏掉的、闪闪发光的世界。

深夜，我被客厅里一阵细微的、拨动电话转盘的“咯噔”声惊醒。

我悄悄地掀开帘子的一角。

我看到妈妈穿着那件丝质的睡裙，像个梦游的人一样，站在那台红色的电话机旁。她的手里握着听筒。

电话只响了一声就接通了。仿佛那头的人就一直在等着这个电话。

“喂。”是那个我既熟悉、又恐惧的，沉稳而又温和的男声。

妈妈没有说话。她只是紧紧地握着电话，身体在微微地发抖。

我看到窗外那一点点微弱的月光，照在她苍白的、毫无血色的脸上。那表情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自愿的囚徒。

“……吕局长，”终于，她开口了，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又重得像一块石头，“我是程蕾。我想……我想当面，跟您汇报一下我的学习心得。您看您……什么时候方便？”

(14)

我是在一股浓烈的、混杂着硫磺味和没烧透的煤球的呛人气味中被冻醒的。

我们家那台烧蜂窝煤的铁皮炉子，不知何时，已经灭了。炉口那块小小的、用来观察火色的云母片上，蒙着一层厚厚的、黑色的烟灰。屋子里冷得像一个冰窖。我把头缩进那床带着一股淡淡霉味的、冰冷的被窝里，能听到窗外，那棵光秃秃的梧桐树的枝桠，被冬日早晨的干冷寒风吹得“呜呜”作响，像谁在小声地哭。

那已经是妈妈打完那通电话后的第三天了。

她没有再跟我提过那件事，也没有再提过市一中。她的生活，突然就变得异常的规律，也异常的安静。她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做饭，按时检查我的寒假作业。她只是话变得更少了，眼神也总是飘忽忽的。

那个电话，像一颗被扔进了深井里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的回响，甚至连一声“噗通”的水声都没有传回来。

而我们这个小县城，却在那年冬天，以一种缓慢而又固执的方式，准备着迎接一个名叫春节的、盛大的节日。

街上的梧桐树，都被人用白色的石灰水，刷上了一圈整齐的、像穿了白色短袜一样的白边。百货大楼的玻璃橱窗里，挂上了巨大的、红色的春字剪纸和一串串金色的塑料元宝。音像店门口那只总是接触不良的大喇叭，也不再放那些黏糊糊的流行歌曲了，而是换成了财神爷“恭喜发财”的、充满了电子合成器味道的、单调的循环。

我最喜欢去的，是县电影院门口那条小路。路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最新贺岁片的、巨大的电影海报。《英雄》、《无间道》、《我爱你》……那些穿着古装、或者举着手枪的、我叫不出名字的明星，都用一种很深沉的、似乎藏着很多心事的眼神，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我常常会在那些海报前，站很久。我看不懂那些关于背叛和救赎的剧情介绍，我只是觉得，海报上那些人的世界，离我真远啊。他们的世界里，有漫天的箭雨，有天台上的对峙，有为了一个女人而反目成仇的兄弟。而我的世界里，只有写不完的寒假作业，和妈妈脸上那片化不开的、像冬天雾气一样浓的、沉默的阴云。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舅舅程伟，正坐在我们家那张方桌旁，用一把小小的、锋利的裁纸刀，聚精会神地削着一根竹子。地上，已经堆了一小堆青白色的、带着一股清香的竹篾。

“晨晨，回来了？”他看到我，抬起头，脸上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属于发明家的、神秘的笑容，“快来看，舅舅给你做个好东西。”

我凑过去看。他把一根削好的、细长的竹篾，用火柴点燃的蜡烛，小心翼翼地烤着，把它烤软，然后慢慢地弯成一个圆润的、像月亮一样的弧度。

“这是干嘛？”我好奇地问。

“做风筝！”舅舅得意洋洋地说，“过两天，就立春了。老话说，‘立春要放晦气’。咱们做一个全县城最大的风筝，把咱们家这一个冬天的倒霉事儿，都让它给带走，带得远远的！”

那个下午，舅舅就在我们家那间小小的客厅里，用他那双因为常年打牌而指节有些粗大的手，极其灵巧地做着那只巨大的风筝。他用竹篾，扎出一个匀称的、像蝙蝠一样的骨架。又用妈妈做衣服剩下的、白色的棉布，仔细地蒙在骨架上。最后，他拿出我那盒还没怎么用过的水彩笔，在那片雪白的布面上，画上了一个龇牙咧嘴的、看起来很威风的、彩色的孙悟空的脸。

风筝做好的那天，天气很好。前几天的阴霾一扫而空，天上挂着一个亮晃晃的、像咸蛋黄一样的、冬日里难得一见的太阳。

舅舅扛着那只比我还高的、巨大的孙悟空风筝，带着我，去了我们县城南边那片收割完稻子后、光秃秃的田野上。

田野里的风，很大，也很硬，吹在脸上像被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割着。

舅舅把那卷长长的、用旧报纸捻成的线，交到我手里。他自己则举着那个巨大的风筝，迎着风费力地往前跑。

“跑！晨晨！快跑！”他一边跑，一边扭过头，对我大声地喊着。

我抓着那根粗糙的、冰冷的线，也跟着他，在那片坑坑洼洼的、结着一层薄冰的田埂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起来。

风筝，在舅舅的手里，被风吹得“呼啦啦”作响，像一面巨大的、想要挣脱束缚的旗帜。

“放线！快放线！”舅舅大喊着。

我赶紧松开手，那卷旧报纸捻成的线，像一条有了生命的蛇，飞快地从我手里挣脱了出去。

那只画着彩色孙悟空的脸的、巨大的风筝，晃晃悠悠地离开了舅舅的手，朝着那片灰白色的、空旷的天空飞了上去。

它飞得很吃力，一会儿往左偏，一会儿又猛地往下坠。好几次，我都以为它要掉下来了，可每一次，它都能在即将撞到地面的时候被一阵突然刮过来的、更强烈的风给重新托起来。

最后，它终于飞稳了。

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彩色的墨点，挂在那片广袤的、没有一丝云彩的、寂寥的天空里。

舅舅叉着腰，站在田埂上，气喘吁吁地，仰着头，看着那个小小的墨点。他的脸上，满是汗水，和一种心满意足的、孩子气的笑容。

“看见没，晨晨，”他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语气里，充满了骄傲，“飞起来了！咱们的晦气，都让它给带走了！”

我看着那个在天上，越飞越远，越飞越高的风筝。

我忽然想起了很久以前，舅舅跟我说过的、那个关于“风筝和线”的比喻。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手里，那根已经被放到了尽头的、绷得紧紧的、连接着那个遥远墨点的线。

我忽然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只风筝。

我们总想着往天上飞，飞得越高越好。

可我们却忘了，不管我们飞得多高，多远，那根决定我们命运的线始终都攥在别人的手里。

而那个放线的人，他什么时候会累，什么时候会不耐烦，什么时候，会松开手，或者，把线收回来，我们永远也不知道。

那只画着孙悟空脸的巨大风筝，最终还是断了线。

就在它飞到最高处，变成一个几乎快要看不见的、小小的黑点时，一阵不知从哪儿刮来的、强劲的横风，猛地扯了一下。我只觉得手心一空，那根绷得像琴弦一样的线，就那么“啪”的一声，从最细弱的地方断掉了。

我和舅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只属于我们的“孙悟空”，像一片失去了方向的、无助的树叶，摇摇晃晃地朝着西边那片灰蒙蒙的、看不见尽头的群山飘了过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妈的，”舅舅看着空空如也的天空，往地上，重重地吐了一口唾沫，“晦气！真是晦气！”

我没有说话。我只是觉得，那只断了线的风筝，像极了打完那通电话后我们家的日子。

(15)

我们家那股熟悉的、带着淡淡檀香皂味的空气里，开始悄悄地，混进了一丝新的、陌生的气息。那是一种很淡的、类似于医院里消毒水和某种青草药膏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妈妈新买的一种漱口水的气味。她每天早上和晚上，都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很久。我能听到里面，传来一阵阵压抑的、反复的、含着水咕噜咕噜的声音。

她还买了一面新的镜子。那是一面小小的、可以折叠起来的、带塑料花边的化妆镜。她会把那面镜子，立在饭桌上，然后，对着镜子里的人，仔仔细细地，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小小的镊子，一根一根地拔着自己眉毛上那些细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杂毛。

她的眉头，总是微微地蹙着，那表情，不像是在变美，更像是在完成一件极其枯燥、却又不得不完成的工作。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天气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妈妈说她要去单位，把一些积压了很久的旧报表给整理归档。她说，与其在家里看着窗外的阴天发呆，还不如去单位干点活，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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