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柏林的清晨还是冷得刺骨，薄雾像一层灰纱笼罩着这座城市。我坐在《国防军时报》报社的办公桌前，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战报，指尖不自觉地攥紧了纸张边缘。办公室里弥漫着油墨和潮湿木头的气味，打字机的敲击声断断续续，像是在为南方传来的噩耗敲响丧钟。这份来自意大利战线的内容报送，与往常那些粉饰太平的宣传稿不同，它直白得像一把刀，直刺人心——意大利的防线在崩溃。

我低头看着文件的第一行：“盟军在意大利突破性地改善了战役位置。”心脏猛地一跳，我强迫自己保持平静，继续往下读。美国人在安齐奥冲出了滩头阵地，撕开了我们的防线，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另一支盟军攻破了蒙特卡西诺城堡。那座屹立在山巅的修道院在英军和波兰军的夹击下化作废墟。战报说得很清楚：英国人从南方进攻，而波兰人从北方杀来，攻势如火焰——我能想象，那是他们家园被焚、亲人被屠的复仇之火。

“蒙特卡西诺陷落。”这几个字像烙铁一样烫进我的脑海。我的手指微微颤抖，差点把纸张揉皱。内心深处，一股难以抑制的激动涌了上来，像火苗在胸口窜动。我知道这场战斗有多惨烈，英美盟军为此付出了多少鲜血。而现在，他们终于突破了古斯塔夫防线。

更重要的是，既然纳粹必须守卫罗马，他们势必要从东线分兵，红军在前线的压力就会减轻，我的同胞们就能减少伤亡，更快地解放国土。我已经能闻到纳粹溃败的气息——那是一种混杂着恐慌和无力的味道，像腐烂的果实坠地前的最后一瞬。

我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试图压下那份翻腾的情绪。我早已学会把真实的心思藏在面具之下，毕竟周围的同事都是铁杆党徒。如果我露出半点破绽，后果不堪设想。我只能握着这份战报，假装平静，假装和他们一样为德军的失败感到愤怒和忧虑。可我的心跳却快得像擂鼓，血液里涌动着希望——纳粹的末日近了，和平的曙光就在前方。

办公室里，消息传开后，同事们的反应像一出闹剧。一个壮硕的编辑，猛地拍了一下桌子，脸涨得通红，额角的青筋暴起。他平时总吹嘘自己在东线打过仗，此刻却像一头困兽，大吼着：“该死的美国人！他们会付出代价的！我们的装甲军团会把他们碾成肉酱！”他的咆哮在房间里回荡，带着歇斯底里的愤怒。我瞥了他一眼，手指在颤抖，咖啡杯被他碰翻，褐色的液体淌了一桌。他是真的愤怒，还是在掩饰恐惧？我不得而知。他又咆哮道：“咱们得让读者知道，胜利还是我们的！”

我转过身，背对众人，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努力憋住笑，迅速恢复平静。心里却在冷笑：胜利？属于你们的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旁边的凯特显得焦虑不安。她此刻正来回踱步，嘴里喃喃自语：“如果罗马也丢了，我们怎么办？我的弟弟还在前线，他会不会……”她没说完，眼眶已经红了，手指绞着裙角，像要把恐惧挤出来。我看着她，心中一阵复杂。她是虽然是我们的德国同志，却也是个普通的姐姐。我只能拍拍肩膀安慰她，她的弟弟被强行拉上战场，既是她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

中午，海因里希推门进来。他的脸色阴沉得像暴风雨前的天空，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显然已经知道了意大利的局势。他扫视了一圈，走到我身边，把一份任务单拍在桌上：“海伦娜，写一篇社论，把这次撤退写成战略调整，要让读者相信我们在为更大的反攻做准备。明天交稿。”我点点头，低声说：“明白，社长。”接过任务单时，我的手指微微一颤。这份战报必须尽快传出去，尤其是蒙特卡西诺的陷落和希特勒防线的威胁——莫斯科需要这些情报。

我一边写着社论，用最华丽的辞藻粉饰着纳粹的失败，把溃逃写成“战术性转移”，把盟军的胜利贬为“暂时的侥幸”。一边在内心继续偷笑，现在东线的红军即将开始反攻，看风声盟军已经要在法国海岸登陆，加上意大利的突破，很快最终胜利就要到来了。我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蒙特卡西诺的废墟，浮现出波兰士兵挥舞刺刀冲向纳粹的画面。

回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将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份纳粹前线情报说给艾琳听。“艾琳，今天看到前线传来的消息，盟军在意大利节节胜利，纳粹正在溃败。”我尽量压低声音说道。

艾琳听着，眼中分明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高兴，但她努力忍住，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而，紧接着她却话锋一转，问道：“那伯恩特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禁感到好奇，疑惑地看着她：“怎么你最近总是问起他？”心里不禁猜测着艾琳此刻的想法。

艾琳打了个马虎眼，说道：“嗨，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

可我却继续怀疑着，目光紧紧盯着她，追问道：“艾琳，这可不像是随便问问，你是不是有什么瞒着我？”

她眼神有些闪躲，支支吾吾地说：“真没什么，别瞎想。”

但我心中的疑虑愈发浓重，皱起眉头说道：“艾琳，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这样遮遮掩掩，反而让我更觉得有问题。”

艾琳咬了咬嘴唇，犹豫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道：“好吧，其实我是担心伯恩特回来后，会发现咱们的一些秘密活动。他那个人，心思缜密，万一察觉到什么，咱们就危险了。”说完，她不安地看着我，似乎在观察我的反应。

听完艾琳的话，我思索了片刻，觉得她的担忧在情理之中。然而，作为一名侦察兵，敏锐的直觉却告诉我，这并非事情的全部真相。

但我深爱着艾琳，而且目前还需要借助在她家里的便利获取“Ananke”的情报。权衡再三，我决定暂且放下追问的念头。我轻轻握住艾琳的手，温柔地说：“好吧，也许你是对的。咱们先不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

尽管心中的疑惑仍未消散，但为了大局，也为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我选择了暂时的妥协。

6月4日，柏林的天空依然阴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味道。我坐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手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海因里希办公室的电话铃突然响起，过了一会儿，海因里希走出来，让我去接电话。我拿起听筒，是伯恩特。他的声音低沉而疲惫，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烦躁：“我明天就回家了，这周末应该没有什么事儿了。”

“路上小心。”我简单地回了一句，语气平淡得像是对一个陌生人说话。挂断电话后，我盯着桌上的文件发呆，心中却没有一丝期待。伯恩特回来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他的暴躁和压迫只会让我更加痛苦。

晚上，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艾琳的公寓。她回家看到我提着行李，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我要回家了，”我低声说道，目光落在她脸上，想捕捉她的反应。

“这么快就要走吗？”艾琳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遗憾，但她的眼神却出卖了她。那一瞬间，我在她眼中看到了一抹隐藏得不太好的欣喜。我的心猛地一沉，怀疑的种子在我胸口扎得更深。

她是我的爱人，可她为什么会在我离开时感到高兴？她对伯恩特的关心，她对我的冷淡，到底隐藏着什么？我没有问出口，只是勉强笑了笑：“嗯，伯恩特明天就回来了，我得回去。”

她点了点头，送我到门口时轻轻抱了我一下。她的拥抱短暂而敷衍，我甚至能感觉到她松开我时的那种急切。我转身离开时，心里满是疑惑和不安。艾琳，你到底在想什么？

清晨，我在报社整理从东线发来的战报。官方消息称，德军在苏联战线上稳住了局势，尤其是在白俄罗斯方向，德军宣称成功抵御了苏军的攻势。然而，我从一位疲惫不堪的编辑嘴里听到另一版本——他刚从一位返回柏林的军官那里得知，东线的德军补给线已经脆弱不堪，士兵士气低落，甚至有部队因为缺乏弹药和燃料而被迫撤退。他压低声音说：“俄国人像蝗虫一样，人数多得吓人，他们不在乎死多少，只要能往前推进。”我不动声色地，因为知道这是苏联红军真实力量的折射。

与此同时，西线的消息开始在报社内流传。有人提到盟军在英吉利海峡附近集结了大量船只和飞机，但官方口径仍坚称这不过是牵制性的佯攻。我听到一位同事嘲讽道：“英国佬和美国佬只会躲在海峡后面，他们不敢跨过水面。”然而，我注意到一位负责审核电报的高级编辑脸色阴沉，似乎知道些什么却不便明说。

6月5日中午，报社收到一份电报，提到意大利战线的最新动态。编辑匆匆走过，低声咒骂：“该死的美国人，昨天占领了罗马。”我假装惊讶地问：“真的吗？”他不耐烦地点点头：“对，但别声张，上面不让我们大肆报道，说这不过是‘次要战线的小挫折’。”我心里一震——罗马的解放意味着盟军在南线突破，这对我们苏联的战略是重大利好。但报社的冷淡反应让我不解：德国人为何如此轻视这样的失败？

夜里，柏林的空气沉重得像是凝固了一般，窗户缝隙里透进来的风带着一丝潮湿的凉意，却无法驱散屋内的压抑。

伯恩特回到家后，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他扔下行李，点了根烟，狠狠地吸了几口，烟雾在他周围缭绕，像一层灰色的幕布遮住了他那张因疲惫而扭曲的脸。

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你辛苦了。”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知道，他需要的不是我的真心话，而是我的顺从。

“路上遇到点事，”他听到我顺从的语气，慢悠悠地说，语气里带着一种炫耀的味道，“有两个美国飞行员，他们的轰炸机在比利时被打下来了。党卫军抓住了他们，我路过的时候，顺手把他们枪毙了。”

我愣了一下，看着他那张因疲惫而显得更加狰狞的脸，心中泛起一阵恶心。他说得轻描淡写，像是在讲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可那却是两条人命。我强压下心里的厌恶，低声问道：“他们没反抗吗？”

“反抗？”伯恩特冷笑了一声，吐出一口烟雾，“他们连话都说不出来，跪在地上求饶。我没工夫听他们废话，一枪一个，干净利落。”他顿了顿，斜眼看着我，似乎在期待我的反应。

下午，我被叫去宣传部开会。一个满脸横肉的官员递给我一份材料，要我写一篇关于“苏联体制腐朽”的报道。他得意地说：“我们有可靠情报，斯大林的政权摇摇欲坠。他的将军们在内斗，红军士兵成批投降，连共青团的年轻人都开始反叛。你就写，‘布尔什维克的乌托邦是个空壳，人民宁愿饿死也不愿再为它战斗’。”他还提到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有个苏军连长投诚，说他们部队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偷偷吃人肉，因为后勤完全断了。”

我表面点头，心里只觉得好笑。投降？内斗？吃人肉？这怎么可能？在列宁格勒围城的时候，市里确实出现过人吃人的情况。但是市委当时就下令，吃人一律要枪毙，我也亲手枪毙过一个人，我当时也于心不忍，但是不这么做，人吃人的惨剧就会蔓延，最终列宁格勒就会不战自溃。我不理解为什么纳粹这些官员都像活在梦里，笃信苏联是个即将崩塌的怪物？

回到报社，我接到一通来自宣传部的电话，他们要我准备“苏联体制腐朽”文章的时候，加入一些“可靠的目击者证词”。我表面应承，心里却清楚这是纳粹试图掩盖自身困境的又一伎俩。

6月6日清晨五点，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寂静。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打算去开门。来人是一名士兵，要求立刻见伯恩特。我叫醒了伯恩特，他匆匆起身到门口。士兵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低声说了几句后迅速穿上制服。“我得出去一趟。”他扔下这句话就走了，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给我。

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心中充满了疑惑。他走得那么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试着让自己再睡一会儿，可脑子里全是乱糟糟的想法，根本睡不着。

早上回到报社，同事们关于苏联的谣言并未停歇，那些这听起来像是德国人臆造的噩梦。这些谣言却描绘出一个分崩离析的苏联，但红军正在东线节节推进，怎么可能是“饿殍遍地”或“自相残杀”的军队？我不会动摇，因为我相信苏联的力量来自人民的意志，而非德国人幻想中的混乱。但我仍然困惑：为什么柏林的市民和士兵如此热衷于相信这些故事？他们宁愿沉浸在对苏联的妖魔化想象中，也不愿面对自己帝国的末日。

夜深人静，我坐在住所的小桌前，油灯昏黄的光映着我的脸。我提笔给“伯恩特”写信，实则整理情报。窗外，柏林的天空被防空警报撕裂，我回想这一天的所闻所感。那些关于苏联的谣言——野蛮的军纪、崩溃的体制、绝望的士兵——像幽灵一样在我脑海中徘徊。我不否认战争的残酷让我偶尔感到疲惫，但动摇？绝不。我知道真相：红军正在为解放欧洲浴血奋战，而这些谣言只是敌人最后的挣扎。

我合上笔记本，凝视窗外的夜色。德国人相信这些谎言，或许是因为恐惧，或许是因为绝望。他们需要一个妖魔般的苏联来安慰自己，却看不到真正的风暴正在逼近——无论是东线的红军，还是西线的盟军。

盟军？对了，早上伯恩特的反应那么大，应该是西线出了大篓子了？那是什么情况呢？我有些不安。

不安的情绪在我心里越积越多，我决定去找艾琳。她或许知道些什么。我悄悄离开家，来到她的公寓。敲门时，我的手都在微微发抖。艾琳开门时，看到是我，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你怎么来了？”她问，语气里带着一丝警惕。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伯恩特早上被叫走了，到现在都没回来。”我低声说，盯着她的眼睛，想从她的表情里找到答案。

艾琳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拉我进屋，关上门。她压低声音说：“我听到了些消息，英美盟军在法国登陆了，好像是今天早上。”

我愣住了，心跳猛地加快。法国登陆？这意味着什么？盟军的攻势已经开始，而伯恩特被紧急召走，显然是前线出了大事。我脑海里突然闪过卡尔的脸，他的刺杀计划，苏联的反攻，一切都在这一刻交织在一起。我感到一阵头晕，几乎站不稳。

“你没事吧？”艾琳伸手扶住我，语气里带着一丝关切。

我摇了摇头，勉强稳住自己。“我没事，只是……有点意外。”我看着她，她的眼神依然让我觉得陌生。我突然问：“艾琳，你最近为什么老问伯恩特什么时候回来？”

她愣了一下，随即低头避开我的目光。“我只是随便问问，”她轻声说，“没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盯着她，心里却不相信她的回答。她在撒谎，我几乎可以确定。可她为什么要关心伯恩特？她是我的爱人，可她现在的态度让我觉得，她和伯恩特之间或许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关系。我没有再追问，只是默默点了点头。

离开艾琳的公寓时，夜风吹过我的脸，带着一丝刺骨的寒意。我抬头看着柏林那灰暗的天空，心中充满了不安。盟军登陆，卡尔的任务，艾琳的秘密，这一切像一张巨大的网，把我死死困在中间。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知道，我必须坚持下去。

卡尔，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默默祈祷着，脚步却愈发沉重。

作者注：这里说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代号：霸王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英盟军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在法国北部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的战略性登陆作战，这是二战欧洲西线战局的转折点。

6月7日清晨，我走进国防军报社，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异样的紧张。电传机咔哒作响，编辑们围在一起低声争论。我听到一个同事说：“盟军昨天在法国北部登陆了！”另一个编辑咬牙道：“上面刚确认，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突破了防线，但命令我们先别大肆报道，说德军正在组织反攻。”我假装专注整理稿件，心里却一阵狂喜——作为红军侦察兵，我知道这意味着西线战场的真正打开，对东线的红军是重大助力。

中午，我借口外出，来到柏林街头。消息已经通过小道传开，市民们聚在街角议论。一个老太太叹气：“完了，英国佬和美国佬来了，咱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旁边一个穿旧军装的男人附和：“俄国佬在东边杀人放火，盟军在西边抢地盘，咱们夹在中间迟早完蛋。”我注意到，舆论开始转向对盟军和苏联的双重恐惧，但关于苏联的谣言依然占据主导。一个卖报的小贩对我嘀咕：“听说苏联那边连女人都上了前线，拿木棒跟咱们的坦克拼命，疯得不像人。”我点头附和，心里却一阵刺痛——我知道红军女兵的英勇，但这种“疯子”形象为何如此深入人心？

6月8日清晨，报社接到宣传部的最新指示：承认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但必须强调“德军已稳住阵脚，反攻指日可待”。一个高级编辑冷笑：“稳住阵脚？前线的报告说，咱们的装甲师被炸得七零八落，连伯恩特那帮家伙都联系不上了。”我低头记录，心里为伯恩特的处境担忧，同时为盟军的进展暗自振奋。但作为“海伦娜”，我只能假装忧虑地问：“那我们还能挡住吗？”他耸耸肩：“上面说能，可谁信呢？”

中午，官方广播终于公开了诺曼底的消息，声称“入侵者将很快被赶回大海”。然而，街头的舆论却完全失控。我在一家面包店外听到两个市民争论。一个说：“盟军和俄国佬早就串通好了，他们要瓜分咱们的土地！”另一个反驳：“胡说，俄国佬连自己人都养不活，哪有本事跟盟军合作？我听说他们的士兵饿得吃死人肉，连军官都跑了。”我假装排队买面包，心里却翻江倒海。这些关于苏联的谣言愈演愈烈，甚至开始与盟军登陆挂钩，可我仍不解：德国人为何如此执着于相信苏联是个崩溃的魔窟？

傍晚，我参加一个报社同事的聚会。酒过三巡，有人开始发泄：“俄国佬和盟军一样，都是野兽。他们那边连小孩都被逼着拿枪，斯大林把粮食全给了将军，士兵只能啃树皮。”另一个醉醺醺地说：“我听说苏军有个师因为没吃的哗变，政委杀了上百人才压下去。”这些话让我心头一紧。我知道红军的艰苦，但哗变和“啃树皮”？这太离谱了。一瞬间，我甚至怀疑起自己在莫斯科接受的信念：难道红军真有我不愿面对的黑暗？但我迅速坚定起来——这些是敌人的谎言，我不会动摇。可我仍然困惑：这些德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相信这些恐怖故事，甚至在诺曼底失守的恐慌中还要拿苏联开刀？

深夜，我回到住所，点燃油灯，窗外是柏林的残垣断壁和防空警报的低鸣。我提笔整理情报，回想这两天的所闻。诺曼底登陆让胜利的曙光更近，可关于苏联的谣言却像毒草般疯长——“吃人肉”“孩子当炮灰”“将军内斗”。这些谎言曾让我短暂动摇，我问自己：我为之奋斗的祖国难道真有不堪的裂缝？但我很快否定了这种念头。我知道红军的坚韧，见过他们的牺牲，这些谣言只是纳粹的垂死挣扎。

我最不解的是德国人的心态。盟军登陆让他们恐慌，可他们仍执着于相信苏联是个腐朽的怪物。或许，他们需要这些谎言来掩盖自己的无能，逃避帝国崩塌的现实。我合上笔记本，凝视窗外的夜色，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无论谎言如何猖狂，真相终将在战场上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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