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缕缕阳光轻柔地拂过我的面庞。我睁开眼睛，万分惊喜地察觉到我的下半身似乎是恢复了些许的知觉，我拼尽力气终于能调动起被双腿。

同时，我又无奈地感受着导尿管带来的不适，下半身被厚厚的纱布蒙着，仿佛被一层迷雾笼罩。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敏捷矫健的记忆，与此刻的困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时，玛丽亚轻步走进来，微笑着说道：“亲爱的，让我来帮你拆药。”她的声音温柔而亲切，仿佛带着一股能抚慰人心的力量。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心中满是感激：“谢谢你，玛丽亚。”她走到床边，动作轻柔地开始为我拆除身上的绷带和纱布。

玛丽亚一边拆着药，一边忍不住惊叹道：“哎呀，瞧瞧你这皮肤，竟变得如此白皙！”她的眼神中满是惊讶与好奇，手中的动作也微微顿了顿。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感叹弄得有些不好意思，微微别过头去，轻声说道：“我自己也不知怎会如此。”

玛丽亚轻轻摇了摇头，继续手上的动作，嘴里还喃喃自语：“真是神奇，这变化太不可思议了。”

玛丽亚开始动手拆绷带和导尿管，就在她操作的过程中，我感到下身传来一阵不适。那种异样的感觉让我微微皱起了眉头，但我只当是拆除导尿管所致，便强忍着没有吭声。

我紧紧咬着牙关，努力不让自己的不适表现得太过明显，心里默默祈祷着这一切能快点结束。

拆完之后，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准备去小便，一个踉跄差点摔倒。看来我还不能很好地驾驭修复中的身体。我扶着墙进了洗手间，我伸手一摸，却抓了个空，没有摸到熟悉的肉棍，我猛然发觉自己的下半身一片平坦。

我整个人如遭雷击，不可思议地发现，我的阴茎不见了！

我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双手颤抖着在那个部位摸索，希望这只是一场可怕的幻觉。可无论我怎么寻找，都无法找到那曾经熟悉的存在。

这是一个极为奇特和令人震惊的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曾经的我，是一名在德国占领区奋勇战斗的侦察兵，经历了枪林弹雨，见证了无数的生死。

曾经的我，在卫国战争的硝烟中穿梭，为了祖国的自由和尊严，不顾一切地冒险。

但现在，面对自己身体这意料之中的变化，我还是感到迷茫和困惑。

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瞬间，我意识到，定是那该死的变色龙药剂在继续发挥作用，不断地改变着我的身体。

尿意充斥着我的身体，我想起女性总是坐着上厕所，不得不缓缓坐下，一种从未有过的轻飘飘的感觉袭来。曾经熟悉的重心和压力分布全然改变，整个身体似乎失去了某种坚实的支撑，变得轻飘飘的，仿佛失去了根基。

下身空荡荡的，没有了以往那熟悉的重量和存在感，仿佛那里是一片虚空。每一次细微的动作，都能清晰地感受到空气的流动，带来一种奇异的、陌生的触感，凉飕飕的，让人心里直发毛。

尿液排出的那一刻，感觉是如此的不同。作为男性时，那是一种强劲而直接的释放，仿佛有着明确的路径和力量。而如今，变成了女性的身体，尿液流出的过程显得更为平缓、柔和，没有了那种强烈的冲击力。

我能感觉到尿液以一种更为细腻的方式流淌出来，像是涓涓细流，而非之前的汹涌洪流。肌肉的收缩和控制也有了微妙的变化，需要更细微的调整和注意力，才能顺利完成这个过程。

我用卫生纸轻轻擦拭下体，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了那新生的女性器官。那一刻，一种陌生又奇异的感觉传遍全身，我的手像触电般猛地缩了回来。

那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柔软和脆弱，与曾经熟悉的男性身体结构截然不同。手指触碰时的触感，细腻而温润，仿佛触摸到了一片娇嫩的花瓣。

我的心砰砰直跳，既感到惶恐不安，又对这全新的身体构造充满了好奇和困惑。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我对自己的认知陷入了混乱，不知道未来该如何去适应这截然不同的身体。

我摸着墙壁缓慢走出洗手间，安娜贴心地递给我一条女性四角短裤式灯笼裤，布料精致轻薄，以蕾丝作为花纹。我颤抖着双手接过它，那细腻的触感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坐在床上，慢慢地抬起腿，试图将它穿上，动作笨拙而生疏。蕾丝的花纹轻轻摩擦着我的肌肤，我感到裆部非常贴合，一种陌生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站起来，双腿的力气不足以支撑我快步行走。但我还是拒接了安娜的搀扶，倔强地扶着墙壁缓缓走向餐厅。

当看到摆在面前的早饭时，不禁愣住了。面前的餐盘里，摆放着香肠、火腿和各种奶酪，还有那散发着独特香气的黑麦面包。与以往熟悉的部队餐食截然不同，这一切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我拿起刀叉，手有些迟疑，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心中不禁感叹，战争让我们见识到了太多未曾预料的事物，就连这日常的饮食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当我瞧见安娜娴熟的用餐姿态和享受的表请，心中不禁泛起一丝疑惑。于是，我用德语轻声问道：“安娜，这莫非是德餐？”安娜抬起头，微笑着点了点头，眼神中透着一丝肯定。

听到她的回答，我心中一阵感慨。在这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竟能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接触到异国的饮食。

吃完这顿敌人的食物，我看到尼古拉医生拿着注射器走了进来。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刚刚经历过性器官的消失，此刻的我满心恐惧。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希望能停止这个实验，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宁愿变回原来的样子”我几乎是带着哭腔喊出了这些话，声音因恐惧和激动而变得沙哑。

尼古拉医生停下脚步，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无奈和怜悯，但他的语气却依然坚定：“阿廖沙，这是为了我们的胜利，为了祖国，你必须坚持下去。”

我还是心有不甘，大声嚷嚷着，“请让我回部队去，我可以去战场上当个诱饵！

尼古拉医生看着我，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和忧虑：“你要知道，现在你的状况去前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紧紧握着拳头，大声喊道：“那又怎样？哪怕死在前线，也比这样不人不鬼地活着好！”

我再也无法忍受，猛地站起身来，用力挥开尼古拉医生伸过来的手，大声吼道：“我受不了了！我要反抗，大不了把我枪毙！”我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带着无尽的愤怒和决绝。

尼古拉猛地一拍桌子，怒喝道：“为了促进你的转变，组织上花了多大的力气！在这饥饿和战乱之中，给你搞了这么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我们这么多人围着你转，甚至专门请自由德国的同志给你做正宗德餐，你却没有一点共青团员的担当！居然要组织枪毙你？”

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怒火震住了，一时间竟说不出话来。尼古拉脸色铁青，指着我说：“阿列克谢·费奥罗多耶维奇，你好好想想，组织的良苦用心难道是为了害你？这是为了最终的胜利！”

我紧攥着拳头，身体微微颤抖，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哑口无言，不知该如何回应尼古拉的斥责。

这时，安娜走上前来，拉住我的手，眼中满是关切与焦急，用德语说道：“亲爱的，你听我说，组织做这一切都是有长远考虑的。我们都在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你要相信组织，相信大家。”

她的声音轻柔而诚恳，让我原本激动的心情稍稍平复了一些，但内心的纠结仍未消散。在安娜的劝说下，我的内心陷入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

我紧闭双眼，脑海中不断闪过战场上的硝烟、战友们的身影，还有尼古拉医生愤怒的神情和安娜苦口婆心的劝说。终于，我缓缓睁开眼睛，深吸一口气，声音略显沙哑但坚定地说道：“好吧，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这一刻，仿佛有一块巨石从我心头落下，尽管未来依旧迷茫，但我决定勇敢面对。

尼古拉医生却收起注射器，慢声轻语道：“我看阿廖沙，还是等你完全接收我们再继续治疗。如果你一直抗拒任务，恐怕只会浪费人民的资产。”

早上的训练是仪态训练，安娜微笑着站在我面前，开始耐心地教我德国人的礼仪。

安娜走到我身前，神情专注地说道：“来，先从仪态开始。记住，双肩要自然下垂并微微向后打开，头部挺直，下巴微微上扬，展现出自信和优雅。”她边说边亲自示范着。

我努力按照她的要求去做，可总觉得有些别扭，毕竟我曾经只是苏联工人的儿子，习惯了简单直接的举止。

“步伐也很重要，”安娜接着说，“步伐要适中，既不能过大显得粗鲁，也不能过小显得拘谨。每一步都要轻盈、平稳，落地时脚尖先着地，然后再是脚跟。”她亲自示范着，身姿婀娜，步伐优美。

我小心翼翼地迈出脚步，每一步都格外谨慎，心里却在想，过去在战场上灵活机动的我，哪里需要这般讲究。

我始终做不好，安娜竟拿起一根木棍，毫不留情地用棒子打向我的屁股。那一瞬间，屈辱的感觉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我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满了愤怒和羞耻。

我怎么也想不到会受到这样的对待，内心的愤怒几乎要冲破胸膛。而更让我惊讶的是，这一打，我竟感觉到屁股的脂肪似乎变厚了，不再是过去那般紧实。与此同时，我也察觉到髋骨似乎变宽了，原本合身的裤子此刻竟有了些紧绷的感觉。

这种身体上的变化和安娜的粗暴举动，让我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这屈辱中继续接受着她的训练。我不明白，为何要遭受这样的对待，为何要如此艰难地改变自己。屈辱的感觉如影随形，在内心深处不断翻腾，让我备受折磨。

中午吃饭时，安娜又开始指点我怎么使用餐具。“用餐时，餐具的使用要规范，姿势要得体。”

我看着面前摆放的精致餐具，感到一阵陌生和局促，曾经粗糙的双手此刻竟要适应这般精细的动作。为了服从组织的安排，我强忍着不适，努力学习着，试图让自己从一个苏联工人的儿子，转变为德国容克贵族的独女。

“首先，坐姿要挺直，肩部放松但不要垮塌。”她的声音轻柔却清晰，边说边亲自示范着正确的坐姿。

“餐具的使用要规范且有序，从外向内依次使用。”她拿起刀叉，细致地比划着动作，“切割食物时，动作要轻盈，不要发出过大的声响。”

她还特别强调了用餐的节奏，“不要吃得太快，也不能太慢，要与周围的氛围相协调。”

我尝试着去模仿，可总是显得笨拙而生疏。动作的不协调，节奏的紊乱，让安娜皱起了眉头。

“不对，不对，重来！”她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

最终，因为我学得不好，安娜一脸严肃地说道：“今天你不许吃饭，什么时候学好了，什么时候再吃！”

然而，对于这样的惩罚，我内心毫无波澜。思绪瞬间被拉回到列宁格勒那噩梦般的围困岁月。

1941年的列宁格勒彼时被饥饿的阴霾所笼罩。由于铁路线被纳粹切断，这座300多万人的大都市，在寒冷的11月中旬只留下了10天的粮食。

街头巷尾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人们面容憔悴，眼神中透露出对食物的极度渴望。失去父亲后，妈妈也没有工作，她和我，还有娜塔莎每人每天只能获得125克黑面包，勉强维持生命。

每天，我都为了那少得可怜的食物配给，早早排着长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母亲，她原本温柔而坚强，却在饥饿的折磨下日益消瘦，最终没能挺过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妹妹娜塔莎，那弱小的身躯仿佛风中的残烛，命悬一线。她的脸颊凹陷，双眼无神，每一次呼吸都显得那么艰难。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已被搜刮一空，我们甚至开始啃食树皮、皮带，只为了能在这无尽的饥饿中多坚持一刻。

那段日子，饥饿如恶魔般紧紧扼住了城市的咽喉，让生命在痛苦中苦苦挣扎。而如今这点不让吃饭的威胁，与那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对于这样的惩罚，我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安娜看到我这样，以为我学习态度不端正，开始批评我：“你怎么能这样不重视？这是关乎任务成败的关键！”

我忍不住反驳道：“你根本不懂！我经历过列宁格勒1941年的围困，我的母亲饿死了，妹妹也没有活下来。这点饥饿对我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我不是不认真，而是这些和我曾经经历的相比，真的微不足道。”

安娜听了我的话，脸上露出愕然和愧疚的神情，她的声音变得温和：“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些，我不该用饥饿来惩罚你。”

我继续回忆起惨死的家人，心中那对纳粹侵略者的仇恨如熊熊烈火般燃烧起来，炽热且难以遏制。想起母亲那干瘪得不成人形的身躯，如同被抽干了生命的源泉，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包裹着嶙峋的骨头；妹妹那虚弱到几乎无法呼吸的模样，每一次艰难的喘息都仿佛是生命的绝唱。那一幕幕惨状在我脑海中不断闪现，让我的心被痛苦狠狠地撕扯着。

我甚至开始厌恶眼前的安娜，再也无法压抑心中的怒火，用俄语冲着她歇斯底里地喊道：“你这个德国人，你懂什么？你们的家人作为侵略者，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能体会我们失去亲人、家园被毁的那种深入骨髓的痛苦吗？你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用充满讽刺和怨恨的语气指责着她，眼神中满是愤怒和不屑。

然而，安娜却缓缓开口，用俄语说道：“阿廖沙，你以为我不懂你的痛苦吗？我是德共党员，因为我的身份，全家都被希特勒送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至今生死未卜。我也在与这群恶魔抗争，也在为正义而奋斗！”

听到安娜的这番话，我瞬间沉默了。那些汹涌的情绪仿佛被暂时冻结，心中原本对她的愤怒逐渐被同情所取代，同时也更加深了对纳粹罪行的痛恨。

“对不起，安娜，再示范一遍吧。”我低声说道，语言也切换回德语。

这一次，或许是想着为家人复仇的心情，我全神贯注，将所有的悲愤都化作力量和专注。我紧紧盯着安娜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细节，努力让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标准、优雅。安娜满意地点点头，我终于表现得很好。

经过那一番波折，我终于开始吃饭。可当食物摆在面前时，我却发现自己的胃口好像变小了。我本是个17岁的斯拉夫青年，曾经胃口好得能吃下数倍于现在的食物，可如今却像个小姑娘一样吃的很少。

曾经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对食物的极度渴望仿佛还历历在目，那时哪怕是一点点的食物都能让我感到无比满足。然而现在，看着眼前丰盛的餐食，我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自己吃饱了。并不是那些惨痛的回忆影响了我的食欲，仅仅是身体传递出了已经饱足的信号。

这种感觉很奇妙，难道是在经历过长久的饥饿后，如今正常的食量就能让我感到满足？难道是变色龙药剂重塑了我的新陈代谢，连胃都变得娇小起来？想到这里，我不禁皱起了眉头。

我站起身来，竟感觉双腿似乎又恢复了一些力气，不再像之前那般沉重无力。我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肚子，惊讶地发现似乎自己的腰身变得更瘦了，线条也更加柔和，竟有了几分女性化的模样。

下午，安娜开始教我无线电常识，教我怎么发报。

她表情严肃而专注，将那台略显陈旧却承载着重要使命的发报机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用沉稳的声音说道：“这可是关键的技能，必须要熟练掌握。在执行任务时，它或许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也是传递重要情报的关键。”

她细致入微地为我讲解着发报机的各个部件和功能，“看，这个是频率调节器，通过它来调整我们的发报频率；这个是按键，发报的节奏和信息都由它来控制。。。”

接着，她亲自示范如何操作，手指如灵动的舞者，在按键上轻快而准确地跳动，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注意节奏和力度，不能出错。每一个细微的差别都可能导致信息的错误传达。”

接着，她亲自示范如何操作，手指如灵动的舞者，在按键上轻快而准确地跳动，发出有节奏的“滴答”声。就在这有节奏的频率中，我的思绪不禁飘远，想起了列宁格勒围困时期的节拍器。

在那战火纷飞的列宁格勒，一切都显得那么破败与绝望。然而，那节拍器的声音，却像是黑暗中的一丝微光，给予人们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希望。它的节奏，不紧不慢，稳定而坚定，仿佛在告诉我们，无论多么艰难，生活仍在继续，我们不能放弃。

如今，这发报的节奏，竟与那记忆中的节拍器有了某种奇妙的呼应。它似乎也在提醒着我，肩负的使命重大，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我回过神来，聚精会神地看着，眼睛一刻也不敢离开她的双手，努力将每一个步骤和要点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原本，像我这样生性急躁的人，是很难有耐心去学习这些复杂又枯燥的知识的，但如今，或许是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亲人的离去，以及身体的变化，我开始变得心思细腻起来，不再像从前那般浮躁和不耐烦。

在这专注的时刻，我不禁想到以前上学的时候，那时的我虽然也很安静，却不如班里女生那样认真和细致。如今，在学习发报的过程中，我竟有了几分那时候班里女生的感觉，专注而投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安娜一边示范一边不时地转过头看向我，目光中充满了期待和鼓励，确保我能跟上她的讲解。“来，你试试。”她微微起身，把位置让给我。

我深吸一口气，让自己紧张的心情稍微平复一些，然后把手缓缓地放在按键上，开始尝试发报。但一开始，我的动作十分生疏，不是节奏混乱不堪，就是力度时轻时重。

安娜在一旁耐心地指导：“桑德拉，慢一点，别着急，重新来。集中注意力，感受节奏的韵律。”

在她温柔而坚定的鼓励下，我一次又一次地练习，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却依然不肯放弃。渐渐地，我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按键在我的手下发出的声音也开始变得有规律起来。

经过不断地练习，到晚上我终于能完整发报，学习成果斐然。

吃晚饭前，或许是对苏维埃事业的忠诚，又或者是想起了母亲和娜塔莎的仇，我主动要求见尼古拉医生。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我问道：“阿廖沙，你来做什么呢？”

我深吸一口气，坚定地说：“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我想通了，我主动要求您给我注射第二针。”

尼古拉医生听了，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温和地说道：“姑娘，你能想通这很好，这意味着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说着，他叫来玛丽亚给我打针。

我看着针筒里的粉色药剂，内心思绪翻涌。想到之前所经历的一切，战争的残酷，家人的离去，还有自己身份的转变，这药剂仿佛承载着太多的希望与未知。

尼古拉医生在打针前说道：“两针可以帮助你快速转变，而第三针需要等适合的时机，要看你什么时候完成外形的转变。”

听到这话，我心里一紧，深知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必须尽快适应和完成这艰难的转变，为了复仇，为了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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