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前，2012年的春天，我毕业于山阳女子大学。它还有一个更加广为当今世人所知的名字，即帝国第三处刑技术培训学校——尽管在当时，这个真正的校名只是一个在师生和上级机关之间使用的机密。

我如期获得了山阳女大的电子工程专业学历。与此同时还有一份从未送达我手中的处刑官培训证明，被归档到前帝国行政中枢保密部。直到不久前对我罪行的清算过程中，这份证明的复制品才以证物的身份出现在我面前。“该生学业精进，处刑技术符合毕业要求，尤擅生理学、解剖学。但心理素质较差、思虑不纯，对犯人频有怜悯，恐难堪大任。”不得不说，前帝国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

任职于基层机关的父母，早在我刚刚记事时就死于第三次全球战争中的大规模轰炸。此后我作为“为帝国尽忠之壮士”的遗属被孤儿院收养，度过了一个无趣而充满冷漠的童年。毕业后我于首都第三重刑监狱就职处刑官，整整五年之后才在年度体检中被认定为“职业暴露引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根本原因在于心理信念不坚定、对帝国敌人的仇恨不强烈”并被强制调到二线岗位。

但我一直认为，这个结果早在我亲眼见证那场荒诞的“毕业设计”时就已经注定了。或者更早一些，在我从坍塌的建筑废墟中被救出时，我依依不舍地松开自己抱着母亲不成人形的尸体的双臂。从那一刻起我的灵魂就已经被倒上了鲜血酿出的烈酒，只需要一个生命破碎过程中偶然迸溅的火花就会猛烈燃烧。

这是我的忏悔录，而不是辩解书。我交代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卖惨狡辩，而是为了让读者朋友们意识到处刑官这个曾经无比神秘的职业并非都是石缝里蹦出的恶鬼。我们也曾经是孤儿院中时而因思念父母落泪、时而又沉浸在游戏或图书中的少男少女，我们中的一些也曾在青春时有过不可告人的情愫。我们也和前帝国——以及如今的共和国——所有的学生们一样，学习数学、国文、历史、物理、化学和生理学（尽管是为了杀戮而非医治），当然也会走走神、搞些小动作。究竟是什么把我们变成了魔鬼，能够笑着折磨一个说着同样语言、拥有同一套知识体系的人，并争相研究残忍而漫长、满足一些帝国人猎奇爱好的处刑？作为共和国监狱中的犯人，作为前帝国维持了几百年的庞杂坚固的社会机器中一个小小的齿轮，我没有权力和能力给出答案，还请各位读者自行思索。

我在监狱里曾与共和国成立后因为盗窃、诈骗等轻罪入狱的犯人有过不少交流。除了将处刑官神秘化妖魔化的主流误解之外，还有与之完全相反的误解，在此我一并澄清。我们并非是被帝国的秘密组织在暗处用步枪瞄准背后，被逼迫按照预定的步骤在犯人身上操作的提线木偶。而确实是出于自己残忍的爱好和在处刑道路上越走越远的决心而自主地握着解剖刀。实际上，处刑官一直具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当然不是那种脑洞大开的退出。无论是由于学业水平还是心理素质的不足，都可以转为二线工作。每场处刑都是一场精密的表演，除了台上的那名处刑官，从刑场温湿度控制、灯光控制、生命监护和维持系统操纵，到场地布置、环境保洁、尸体搬运和处理、刑具管理，她背后是十多名二线人员的配合和辅助。我就在被判定为精神状态不适合一线工作后被降职为器械管理员。

不过，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接受自己整个童年的教育只是为了去干整理刑具的工作。从小学和中学生涯中获得的规训与经验告诉我无论什么科目，努力去学习并取得优秀的成绩总是正确的。计算长程绞刑的高度无非是一个相对更复杂的落体运动，切开人类的肚子也和解剖大鼠没有太大不同。每次专业课，教师将残酷的处刑大纲写在黑板上，我们就会展开积极的小组讨论。黑板和多媒体设备作为媒介无言地承载着一切内容，与它们在电子工程、机械工程或者社会学专业课上的表现没有任何区别。我也一样，如果我的人格是所知一切概念的集合，那么这写满了杀戮的技术与艺术的脑子就注定了我只要拥有足够的能力和机会，必将成为一个处刑官。

以上所述，仅是我个人对处刑官这一职业的从业者人生轨迹之必然性的一个反思。我并非一个哲学家或政治家，或许在此领域不比读者更加高明，因此不再过多讨论。

这本忏悔录，将从令我至今记忆犹新的那场“毕业设计”写起。顾名思义，处刑官的毕业设计自然要以处刑为题。帝国共有八九所专门培训处刑官的学校，按照高等职业学校同等标准规划学制和编入教育系统，但由专门机关单独管理。每年毕业季，各学校均会随机选出全体学生的8%作为“设计对象”，或者说处刑对象。上级机关会随机指定所有学校的交换顺序，两校除了“设计对象”之外的其他毕业生需要赶赴对方的校园，以对方留下的“设计对象”为素材设计并实施处刑。处刑过程体现的专业性、创新性和残酷性，作为对毕业生整体素质的评估指标。一些希望表现自己的人会积极地参与处刑的设计和实施，以便给通过录像和事后报告了解情况的主管机关和各大用人监狱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以交换处刑为主题的“毕业设计”是帝国处刑官行业的老传统，在学生中并非秘密。事实上，绝大多数学校会要求非毕业年级全体学生在现场或通过直播观刑，作为一种间接的实践教育，并培养学生直面死亡的心理素质。我两次观看了总共三四十名学姐们或坦然或绝望的死亡过程，那也是我人生中初次真正嗅闻到死亡的味道——鲜血的腥气为主，在某些处刑中还会混合内脏的独特气味和失禁后排泄物令人不悦的味道。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确有其事，我似乎还能从其中闻到意识解体时挥发的灵魂，那是一种使用脑髓而非鼻腔里的嗅细胞感受的成分，是解剖学课程中使用兔、狗、猪乃至已经死亡的犯人尸体作为实验对象时绝无复现的独特成分。

诚实地讲，最开始时看到那些曾经与自己说过话甚至一同吃过饭、玩过游戏、讨论过问题的学姐在眼前死去，对大一新生的冲击是相当强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逐渐习惯下来。冷漠有时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过我也曾想象过自己被抽为设计对象会如何。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主要来自对肉体痛苦本身的回避和对意识消失的想象。然而，我对于痛苦本身却没有那么恐惧。至少在当时，甚至对砍掉脑袋、勒住脖子、切开肚子之类的感受非常好奇，那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痛苦呢？通过理性推测和观看处刑录像是一回事，亲自体验则是另一回事。我猜我的多数同学与我也差不多，被选中的人尽管很多处于恐惧、悲伤和绝望的消极情绪中，但绝大多数都老老实实地等死。一些胆大的甚至会与处刑者协商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死去，以满足对某种只有亲自体验才能满足的好奇心。

当然，死到临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恐惧挣扎。这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挣扎也是处刑的一部分。当年，我们山阳女子大学并未出现选中者逃跑或反抗的事件，不过目的地林溪大学（帝国第五处刑技术培训学校，同样是一所女子大学），因为一些学生尝试逃跑而闹得鸡飞狗跳。

我的观察力和文笔还算不错，在校期间一直活跃于文学部。因此在那次以毕业设计为名的集体处刑的前期，我被指定为记录员观看了几乎每一场处刑。事后那些记录材料被提交给保密机关存档，听说最后在帝国覆灭的过程中早已丢失。所幸第一次亲眼所见同龄人之惨死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清晰的记忆，下面，请由我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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