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江南金坛「削鼻班」参加抗清斗争。明代，江南的地主豪绅称其家内奴仆为「鼻头」，任意驱使，横加挞罚。明末，随着阶级矛盾的尖锐化，这些家内奴仆也起而反抗地主豪绅。他们为了洗刷「鼻头」的侮辱，自称为「削鼻州」。清军南下后，「削鼻班」也加入到轰轰烈烈的反清斗争洪流中。金坛彭氏奴仆，「削鼻班」首领潘茂、潘珍自称主帅，聚集数万人，于顺治元年五月攻下金坛县城，接着又进攻附近州县，屡败清军，扰得清统治者不得安宁。次年，清昂邦章京哈哈木亲统大军前来围剿，由于原明锦衣指挥、金坛县人史顺震的告密，清军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术，捕获了潘茂、潘珍，并将他们解往南京处死。

　　崇祯十七年（1644）七月初十日，金声、江天一在安徽绩溪起兵抗清。金声，字正希，安徽休宁人。崇祯曾封他为翰林院修撰。福王监国时，他被封为左佥都御史，但因与马士英有矛盾而未到任，与门人江天一在家乡日夜操练乡勇，准备抗清。七月初十日，金声率绅衿士民哭于明太祖朱元璋像前，举起了反清大旗。之后，他听从江天一的建议，在绩溪筑起了丛山关，屯军其中，并号召各地起义。不久，一些回到原籍的明朝官吏，如山东御史、宁国人丘祖德，职方郎中、泾县人尹民兴，徽州推官温璜、池州人吴应箕等纷起响应，很快攻克了宁国、泾县、旌德。八月，清兵三路来攻，但金声等毫不畏惧，采取声东击西，乘间出击的战术，杀伤众多清兵。双方相持累月，终于寡不敌众，旌德、宁国、泾县先后落入清军之手。十月初九日，降将黄澍诈称援兵，骗取了金声的信任。次日，清兵里应外合，攻陷绩溪。金声、江一声被俘后，威武不屈，从容就死。

　　多尔衮入据京师后，京南的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保定、内黄、大名、冀州（今河北冀县）等地燃遍了抗清的烽火，到处树起抗清义帜。其中，保定香炉寨农民钱子亮、钱楼，乔家寨农民赵建英，宁晋泊农民韩国壁等，号称大王、都司；内黄农民苏自兴联络李自成部将王鼎铉，各称总督、大元帅。他们纷纷据险要为基地，起兵抗清，声势浩大。有的还联络山东、河南义军，有的潜入北京，散布流言，诸如当年八月中秋，清军要屠城，杀掉老、壮，仅留青年和小孩：「满州的头子们马上要滚回老家了」等等，搅得人心惶惶，统治者也张皇失措，手忙脚乱。顺治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廷以降将沈文奎为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他一到任，各州县告急文书纷沓而至。沈文奎「拮据宵旦，多方调遣」，首先招降了真定义军首领赵崇阳，通过赵崇阳捕斩了韩国壁；接着令总兵王燝带兵围剿各路义军，先后擒杀了钱子亮、赵建英、苏自兴等。至该年底，畿南农民军基本上被清廷镇压。

　　清兵入关以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族贵族的特权地位，增加奴仆的数量，实行了逼民「投充」的政策，准许各旗招收失去生计的贫民，以供「役使之用」。后来因遭到人民的反对，摄政王多尔衮在顺治元年（1644）七月十七日下令：凡能自赡的新附军民，不准投充为奴。但这一纸禁令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满族贵族的逼迫下，发展到「不论贫富，相率投率」的地步。许多人因害怕土地被圈，或因逃避赋役，携带土地投充旗下；还有的将他姓地土认为己业带投旗下，造成一人投充而一家皆冒为旗下，府县无册可查，真假莫辨，政府控制的人户大为减少。此后，清廷又数次下令，重申禁止投充，但直至康熙初年，「投充」事件仍时有发生。

　　顺治入关定都北京后，即设立了内务府，以管理宫禁事务。顺治十一年（1654）裁撤，顺治十八年康熙即帝位后又重新恢复。内务府衙门当时分「内务府堂」（简称「堂上」，又称「本府」）及所属「七司」、「二院」等，总机关称「总管内务府衙门」。其最高官员为「总管内务府」。所属「七司」是：御用监，系为内务府掌管府藏及出纳总汇的机构；尚膳监，掌内务府所属武职官的铨选、任用及围猎、捕鱼之事，顺治十八年改为采捕衙门；钟鼓司，掌内廷礼乐并考核太监品级，顺治十三年改为礼仪监，顺治十七年又易名为礼仪院；内官监，管理内务府帑项出纳及庄园地亩之事，顺治十七年易名为宣徽院；借薪司，掌宫廷缮修工程事务，顺治十八年易名为内工部；三旗牛羊群牧处，掌牛羊畜牧事务；尚方司，掌审拟上三旗的刑名案件，顺治十一年设，十二年改为尚方院。所属「二院」是：御马，掌掌「御用」马匹，顺治十八年易名为「阿敦衙门」（阿敦系满语，意为马群）；鞍楼，是制备兵具、器械的机构，顺治十一年易名为兵仗局，顺治十八年又改为武备院。

　　顺治初年，清兵为解决军费的不足和财政困难，实行捐纳。允许士子「纳粟入监」，但是不能得官。后来放宽一步，允许被革职的官员纳粮，以恢复原来的官职。

　　顺治元年（1644）清兵入关后，建立起八旗常备兵制，仍严格实行按民族分别编制的原则，则满州、蒙古、汉军各为八旗，兵额总数约为二十二万余人。八旗兵以满州八旗为基干，采取世袭兵制，在年十六岁以上的八旗子弟中挑补旗兵。满、蒙、汉八旗，每旗各设都统（满语称固山额真）一人，副都统（满语称梅勒章京）二人；所属骁骑参领（满语称甲喇章京），满洲、汉军每旗各五人，蒙古每旗二人。镶黄、正黄、正白为上三旗，其兵丁负责保卫宫廷；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黄为下五旗。行军巡狩以上三旗和正蓝共四旗居左为左翼，其余四旗居右为右翼。

　　顺治元年（1644），清兵略仿明制，制定了内外文武官制。设翰林院，置汉掌院学士一人，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改部院左右参政为左右侍郎。改理事官为郎中，付理事官为员外郎。

　　顺治和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极力提倡尊孔读经。顺治元年（1644）六月十六日，清廷遣官祭先师孔子，是为入关后的首次祭孔。顺治于定鼎登基礼的第二天，即在十月初一日，便以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仍袭封衍圣公，兼太子太傅；孔允钰等仍袭五经博士。第二年的正月二十七日，改孔子神牌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十六日，顺治又从吏科都给事中张文光奏请，将孔子神牌仍改为至圣先师。

　　山东西部曹州一带的榆园农民军，原是一支坚强的反明起义队伍。顺治元年（1644）清军占领北京之后，榆园军在李化鲸等人的领导下转入抗清斗争，成为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抗清中心力量。李化鲸等人以濮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为基地，率军四出攻击清军，并奉明宗室忠义王为号召。反清队伍发展很快，人数达数十万。顺治四年（1647），榆园军还准备与河北农民军会师围攻大名，直逼北京。这时，降清后居住北京的刘泽清（南明福王政权江北四镇之一）也致书李化鲸，要为农民军作内应，事泄被清廷逮捕。清廷看到榆园军势力强大和河北危急，急调出征浙江的原明降将张存仁，总督直鲁豫三省军务，驻扎大名，集中力量剿杀榆园军。李化鲸等挥师山东，于顺治五年七月间连陷曹县、定陶、城武等地，并立天正年号，设官分部，封王、公、候，任命州县官。八月初一日，清廷调重兵围困曹县城。榆园军奋起抵抗，炮火轰天，矢石如雨，杀伤了大量清兵。清廷看到单靠武力围困不能迅速攻下曹县，便派河督杨方兴前往「抚慰」，九月十五日李化鲸等人出城与清军谈判时被生擒，十八日又被押解进京，十一月十二日与刘泽清并其弟、侄被清廷处死。李化鲸牺牲后，榆园军的抗清活动仍在鲁西地区进行着。

　　顺治元年（1644）五月，李自成率大顺军西撤后，山东衮、沂二州所属各县农民纷起抗清。山东嘉祥县满家洞农民军，就是其中著名而又突出的一支。满家洞界连嘉祥、金乡等四县，周围二三百里，有大小洞穴千余个。八月间，当地农民军领袖宫文彩，自称擎天王，拥众二万余人竖旗抗击清军南下，旗帜上大书「大顺」年号，公开表示追随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他们以满家洞为根据地，联合周围的农民军，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清军。清廷获知消息后，即派济宁道朱国治率军前往镇压。朱国治等人剿抚兼施，多次派人宣谕诏安，起义军虚与周旋，实则摆列火炮、枪刀与清军「相角」。次年初，肃亲王豪格亲自坐镇济宁，调动满兵、乡兵约六千余人围困满家洞，宫文彩等二十余人被诱斩。后来，豪格离任回京。六月，清军在河道总督杨方兴的指挥下，大肆进行烧杀，切断水源，堵塞二百五十一个山洞，农民军将士大多自缢身亡，宁死不屈。至此，满家洞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才宣告结束。

　　弘光政权建立后，弘光帝本人在过着逐酒征歌、荒淫无耻生活的同时，深恐有人夺取他的皇帝宝座，于是发生了南渡三疑案。一是大悲狱案。大悲是安徽人，父亲姓朱。早年在苏州出家为僧时，与潞王常淓相遇，认做本家。顺治元年冬天，他从苏州来到南京，自称定王，因「国变出家」，法号大悲。并在刑部审讯时高叫：潞王贤明，应为天子，弘光应该让位。最后被弘光帝斩首。二是皇妃童氏案。弘光帝在明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后，逃到开封，与周王府宫人童氏一见钟情，封她为妃，不久两人在荒乱中散失。弘光帝即位后，童氏前去投奔，弘光帝毫不眷恋恩爱之情，拒绝见面，并将其下狱。童氏呼天大哭，大骂弘光：「这短命人，少不得死我眼前。」并将一封细书其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的信，求狱官转交。岂知弘光接信后竟弃之不看，口喊：「吾不认得妖妇，速速严讯！」结果童氏被饿死。三是伪太子案。崇祯太子朱慈烺在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散失民间，久无消息，忽于顺治二年二月来到南京。弘光群臣在审讯真伪时，有说此人是故明驸马都尉王昺侄孙，被教诈冒东宫。弘光深恐他是真太子，夺自己帝位，但又慑于舆论，只得下诏旨说，暂交人护养，勿骤加刑，待天下百姓均明真相后再申以法律。弘光政权有此三案，弄得人心浮动，有人怀疑弘光帝也是假冒出来的，这更进一步加深了统治集团的矛盾。

　　顺治元年（1644）十月初十日，顺治在皇极门向全国颁发即位诏书，提出了「合行条例」凡五十五款。主要内容有：加封亲王宗至及满洲开国功臣；察叙满洲将领及入关后降顺之文武官绅；减免刑法，加恤出征兵丁；地亩钱粮俱照明朝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起征；蠲免加征之辽饷、新饷、练饷等项，以及清兵经过地方之钱粮；保护明朝及历代帝王陵寝；征聘隐逸山林中有才华者；叙用不贪赃枉法之明朝降谪官员，禄养或叙用归顺之明朝宗室、勋臣及其子弟；禁火耗、重科加罚、巧取民财；蠲免若干种折色银、本色钱粮；对山陕「被流寇要挟，今悔过自新」的军民，予以赦宥；禁重利放债、折准房地，等。

　　顺治元年（1644）十月十七日，清兵制定了岁给诸王以下俸禄：摄政王每年俸银三万两，辅政王一万五千两，亲王一万两，郡王五千两，贝勒二千五百两，贝子一千二百五十两，公六百二十五两。顺治三年（1646）二月初二日，减摄政王俸银一万两。顺治七年更定王以下官员俸银为：和硕亲王一万两，郡王四千两，贝勒二千两，贝子一千两，宗室公五百两，一二三等公俱一百两，二三等伯俱九十两，二三等镇国将军、三等精奇尼哈番俱八十两，一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俱七十两，一三等阿达哈哈番俱六十两，二等拜他喇布勒哈番四十两，以次至骁骑校、护军校、他赤哈哈番各二十五两。顺治七年（1650）正月十九日，清廷又定王以下官员每年支给俸米数；和硕亲王六千石，郡王二千石，贝勒一千四百石，贝子八百石，宗室公六百石。公以下各有差，最低者骁骑校、护军校等各三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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