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热河服役期间，曾经在长城脚下的一座小县城待过大概一年半多的时间。离县城不远处有一座坍塌了的关卡，具体的地名，方位就不细讲了，当时去看的时候，还有几段保存的相对完好的城墙，褐土砖上能看到不少像核桃一样大小的弹孔，据说都是在大同二年的战斗中留下来的。

县城的西边有一间很小的军务所，我当时因为年龄小，作为见习（兵）被安排到那里作一些杂七杂八的工作。和军务所隔着一条小巷，有一家县政府开设的陆军慰安所，面积不大不小，周边用很高的砖土墙围着，门口挂着“军专用”和“禁止立入”的标牌，包括我在内的一般人员都是不允许进的。

每天过了中午头，都能看到满载着士兵的94卡车“咣咣”地从军务所前的小巷子驶过，后面“突突突”地跟着一辆军官坐的翻斗摩托，傍晚时再尘烟滚滚地开走。到了深夜的时候，又有一些封闭式小卡车或是运货车从慰安所那边进进出出，吵得人睡不着觉。其余的时间也没见过什么人从大门进出，除了有医护人员定期去给军妓“检查身体”，因此我对隔壁高墙里面具体是怎样的情形一直很好奇（笑）。

其实我之所以会知道有身体检查那一回事，是因为军务所与一墙之隔的慰安所共用着一间小医务室，医务室的对面正好就是我平时值班的房间。平时来看诊的是个从镇上来的中年医生，姓佐藤，挺着个发福的大肚腩，走路慢悠悠的，一见到我就很不像话地招呼我给他干白活，“年轻人，过来，过来，把那个给我搬一下，搬到街对面去就好，嘛嘛，可以了，可以了。”

当时陪医生一起来的，还有一名懂日文和（满洲）国语的看护妇，年纪很轻，大概和我差不多大岁数，大眼睛，翘鼻头，脸颊像小孩子那样鼓鼓的很可爱。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因为女孩子的容貌与过世的小堂姐太像了，虽说很荒唐，但念想起旧事来还是不由得让我心头一紧（苦笑）。

后来那个佐藤医生渐渐不露面了，大概是嫌麻烦（当时坐车去镇上要两个多小时），但那名小看护妇还坚持每周的星耀日下午过来。一来二去，我便和她慢慢熟了起来。有时候她从慰安所里出来的晚，我就从附近的小摊上买上两碗热腾腾的清水饸烙面，请她吃上一口热饭再走，她则会时不时从镇子上给我带一小布兜濡米糕点来作为答谢。

有机会坐下来聊天时，我惊讶地发现她小时候也在四平住过一段时间，不过在康德二年以前就跟着家人搬去了热河。不同于我那种很早就没了父母的乡下野小子，她的父亲是正宗的日本人，她本人算得上是半个开拓团出身的二代日本族，从小就能吃上白大米的那种。父亲死后，她改姓了母亲的汉姓王，但保留了原来的名字香穗，取自凝香未散的意思，日语里读作かほ。

不过讲起她让人羡慕的身份时，姑娘却笑着说自己是个货真价实的冒牌货，不仅一次日本本土都没有去过，日语也学得马马虎虎，甚至还不如（满洲）国语讲得好，最后弄的自己差点连看护妇学校都没能毕业。

虽说学习差谈不上什么光彩事，但她却把那当成是开心的玩笑来讲。提到日语课时，还挽起头发，拿筷子当板尺敲着桌子，一本正经地模仿起国小的日文老师用纯正的“明治标准音”训斥学生的样子，嘴角还吸溜着半截子面条，逗得我差点把塞得满嘴的米糕喷出来。

说实话，在那之前，但凡是我能接触到日本人，无论年龄贵贱，对于像我那样的平民百姓都故意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模样，一有机会就肆意打骂刁难，但在香穗身上却丝毫看不到那种刻进骨子里的傲慢与歧视。女孩子不但人美，性格也随和，讲话时轻言细语的，有时有点小顽皮，有时又有些迷迷糊糊，不自觉地就发起呆来，但大概就是那样“普通”的感觉，让我觉得即新鲜又亲切。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她都不怎么主动说话，心中想什么也不会随意表现在脸上，即便是高兴了，也只会腼腆一笑，和天性活泼开朗的小堂姐完全是两个样。

认识了一小段时间后，我耐不住好奇心开始向香穗打听起高墙内的情况，但她每回都只是敷衍地说，里面的军妓过得很辛苦，生病的人太多了，看都看不过来。我再接着问，她便皱起眉头，劝我不要多打听，有些事情最好不要知道。其实我追问的原因倒不仅仅是为了从女孩子口中探听什么邪淫的事（笑），也是因为她看诊结束后经常满脸阴郁，有时连饭都吃不下，偶尔还会一个人把自己锁在医务室里小声地哭。

最严重的那一回，我撞见她用棉纱布捂着脸，满眼泪水地跑回军务所，碰上我一句话都不说就躲进了医务室里。我赶快去值班室取来备用钥匙，开了医护室的门，发现她大半边脸颊都被打伤了，眼角边的口子往外哗哗地淌着血。我慌慌张张地帮着她止血包扎。女孩子倒是坚强的很，自己擦干了眼泪，教我怎么处理好伤口，既没有喊痛也没有哭闹。我问她是怎么一回事，她犹豫了一下，说是因为自己违抗了宪兵才被打的。

“我在里面认识一个女孩子。前几天给打伤了，我想给她看看的，但他们（慰安所）的人不让，说她是犯了罪的军妓，想逃跑被抓回来了。我偷偷地去照顾她，结果被发现了。” 她那么讲的时候一脸苦笑，声音也有点发抖，但眼神里却透着一股说不出来的韧劲。“耐，你说，在他们（宪兵）眼里，我们全都是下等人，随便任他们欺辱，虐待，但那样就是对的吗？”

不知道为什么，护士姑娘当时的那一番话让我感到大受震动。虽说之前不是没想过那种事，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像我那种在下层疾苦中摸爬滚打的“蝼蚁”，不当兵，不费劲心思向上爬的话，连和日本族出身的香穗一起作“下等人”的机会都没有，甚至吃上一口糯米糕都是要坐上半年牢，只能是和父辈一样，供人践踏压榨的命运。要我违抗命令去干那种“多此一举”的事情，我肯定是做不来的。况且有了小堂姐的先例，像是反抗“宪兵大人”那样的事，就算我发了心疯都做不出来，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

不过对于年轻姑娘的善心和勇气，我还是有些说不出的佩服，心里面又多了一份好感。那天傍晚，我还特意跑去昌平路上的小饭馆，买了一大兜平时买不起的驴肉火烧，说什么都要硬塞给她，让她“吃点好的”，弄的姑娘都有点脸红了。到了临走时，她偷偷塞给我了四片洋药，说是从诊所里悄悄拿的，嘱咐我自己藏着，头疼脑热的时候吃上一片，比草药堂的汤药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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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面那件事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在四月初，街巷里的迎春花开的时候，当月的月底就是天長節。

节日当天，军务所的人员要不然放假回家，要不然去镇上参加庆典，只留下我一个倒霉的小鬼值班。吃过午饭后，从慰安所那边跑过来一名戴着（宪兵）袖章的伍长，看见我穿着制服，便喊住我问： “这里就只有你一个人吗？还有别的日本人吗？” 我摇头说没有，他就说“那你别管了这里了，快走，快走”，命令我去隔壁帮忙。

我心里不免得陡然紧张起来，但又不敢多说什么，只能乖乖地跟着那名伍长进到慰安所里。从大门进去之后，先是绕过一栋两层的红砖头楼，一路到了后面的一个小院子里。院子中央站着一名抽着烟的高个子少尉军官，旁边已经有两名日本（宪）兵在墙角深一下浅一下地挖土。

那名伍长给长官敬了个礼，然后递给我一把铁锨，也不解释，就让我和其他人一起在原地挖坑，要求挖到差不多一人深才可以。二月末的土冻得梆梆硬，但我想起香穗的话，也不敢多问，就那样汗流浃背地干了半天，挖完了自己的，再去挨个帮着其他几个偷懒的日兵干，磨得手掌上都破了皮。

全部挖好后，那个高个子少尉让我们过去，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只烟作为奖励。要知道那时候香烟还是很值钱的，拿一只日本烟去集市的小摊上换两顿饱饭完全没有问题。等发到我的时候，可能是看着我年龄小，那个少尉撇了我一眼后用日语问我：“喂，你小子是满洲人吧，老实点说，之前抽过烟吗？”

我嘴上小声说不抽，眼睛却死盯着他手里的烟盒，其他几个日兵见了全都哄笑起来。少尉看了我几眼，大概也觉得有趣，哈哈大笑着拍了拍我肩膀说，“要的，要的！” 然后随手又多给了我一根，让我留下来继续干活。

没过多久，一名背着步枪的上等（宪）兵带着几个穿得破破烂烂，身上脏兮兮，打着赤脚的年轻女人进了院子里。给长官敬过礼后，他转过头用刺刀指着那几个女人，用国语命令她们在坑前站成一排，自己脱光身上的衣服。那几个姑娘耷拉着脑袋，像是被彻底驯服的绵羊一样，既不哭叫也不反抗，都乖乖地脱了衣服，像几根白萝卜那样自己排成一排，在寒风里冻地直打哆嗦。

那还是我第一次看女人的裸体，结果看到的女人胸前和屁股都松松垮垮的，脏得不成样子的裸背上全是横横竖竖的疤痕，脖子、后腰和大腿上挂着一连串脓包一样的污秽东西，几处破烂的地方还淌着腥臭的粘液，让人看都不想再看上一眼。押送犯人来的上等兵一脸厌恶地用绳子把女人们的手在身后捆好，然后挨个一脚把人揣进坑里。

紧接着，我和其他日兵被命令往坑里面回填土，要求土要松松垮垮的，一直埋到女人脖颈的位置。其实之前挖坑的时候，我已经差不多猜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当时紧张得两条腿直打颤，但在那种情况下想溜也不可能溜走，只好咬着牙继续干。我一铲子一铲子掀土的时候，面前的女人就那么一直低着头，土砾打到脸上也一动不动的，拿着枪的伍长在一旁走来走去，旁边坑里的女人稍微挣扎了几下，他就上前用枪托往她脑壳顶上用力一砸，人接着一翻眼睛，不吭声了。

直到后来有个宪兵队的熟人给我解释，用松土埋住身体的话，犯人不会一下子就窒息，但想要呼吸就不得不使尽全身的劲去扩张胸腔，想叫也叫不出声来，到最后实在没有力气了，给活活憋死。后来我去了南方，见到过不少被活埋的中国俘虏，用的也大都是这种办法。

等满头大汗地填完了土之后，我才算松了口气，一眼都不敢多看地上露出来的几颗女人头。正当我以为快要结束了，突然院子里进来了一个高级（宪兵）军官，留着一脸显眼的大胡子，身后面跟着两名上等兵，两人中间夹着一个半裸着身子、昏厥过去的年轻姑娘。我看见那姑娘挨了不少折磨，全身上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侧的耳朵没有了，发鬓下露着一个骇人的血洞，大腿内侧黏着大片暗红色的血，从裸露的下体一直淌到了膝弯处。

那个大胡子军官刚一进来就注意到了我，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然后转过头去质问那个高个子少尉是怎么回事。

熟悉旧陆军的人都知道，那时候在军内通用的是一种特殊的兵队日本语，以我当时半吊子的日本话还听不太明白，只听到他说了两遍，“不要叫支那人来，通通杀了”，少尉像是在安抚长官那样解释说，“是满洲人，满洲人没关系的。” 大胡子听了之后也不啃声，嘀咕了几句后，把我单独叫过去，命令我再挖一个坑，要挖半人深的。

我当即感到头皮发麻，以为他是要把我这个“下等的支那人”也活埋了，握着铁锨的手也一并发起抖来，但又不敢停下来，只能硬着头皮埋头挖土，背后面还一直不断地传来那个大胡子军官的叫骂声，夹杂着年轻姑娘“啊呀，哎呀”的哀嚎，吓得我只管干活，连一眼都不敢回头看。直到挖得差不多了，两个上等兵将我一把推开，把满脸是血的姑娘丢进我挖好的坑里，我才看到她的嘴唇和鼻子也被人割了下来。那个大胡子脱了上衣，满身是血地站在坑旁边，手里握着一把刺刀嘻嘻地笑。

不知道怎么的，那个姑娘竟然还没晕过去，瞪着两只大眼睛，虽然没了鼻子和嘴唇，但从喉咙里还能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那个大胡子见状很不高兴，于是让属下灌来小半桶汽油，让我们几个人一起按住她，然后亲手用刺刀插进姑娘满是鲜血的牙齿中间撬开，把一根皮胶管一直插到喉咙口，朝她的肚子里硬灌了好几斗汽油，接着又扯住她的头发，往她的脸上和耳朵里倒，弄的那姑娘又吐又呕，也闹不出什么动静了。

干完了之后，大胡子抽出一根烟，笑嘻嘻地点上火，随手往地上一扔，一瞬间就把浇在女人身上的汽油引燃了。年轻姑娘疯了似地向坑外乱扭自己被绑着的上身，火几乎是同时从她被割去的口鼻中窜出来的，瞬间就烧化了她脸上的皮肉，剩下的半只耳朵在脑袋边上烧焦成了一块黑木耳，生生给烧断了掉在地上。两只大眼珠在喷着火的眼窝内转了几圈，突然砰砰两下，很大声地爆裂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姑娘的脸上就只剩下了几个冒着黑烟的烂洞。

我站在十多步远的地方，都被空气中弥散着的尸焦味熏得差点要当场吐出来。在场的宪兵们，尤其是那个大胡子军官——在旁边拍着手哈哈大笑，像是在看什么逗人开心的杂耍。那个场景，那种气味，我到今天都记得清清楚楚。

等大胡子长官一走，那个高个子少尉特地把我叫过去，对我说：“辛苦了，干得不错！” 我那时候快要吓傻了，也不敢多说话，就那么哈着腰，冲着他点了好几个头。他见我一副窝囊怯懦的模样，哈哈大笑着拍了拍我肩膀，把剩下的那半包香烟也给了我。我哆哆嗦嗦地攥着手里的烟，涨着脸，半天连句像样的感谢的话都说不出口。

值得一提的是，那半包烟后来我一点都没动，索性和省下来的薪俸一起换了军用罐头和饼干，分几次寄回了四平。再后来赶上围城封锁，大姨一家靠着那些口粮，省了又省才活了下来，也算是我报答了领养的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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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从慰安所出来后，我惊魂未定地回到军务所，身上像是散了架子，傍晚就迷迷糊糊地发起了烧，一个人爬到医务室的床上躺着，也没有人管，全身僵硬地不能动弹，一会儿像烤红薯一样热，一会儿又像睡在冰窟窿里那么刺骨的凉。夜里梦见那个烧焦的女人从土坑里爬出来，歪着没了口鼻的脸，伸出手往我身上扒，吓得我一身冷汗地惊跳起来。等后半夜有些清醒一点时，我才想起香穗给我留下的几片洋药，于是赶紧拿出来一片服下，第二天上午醒过来后，果真就退了烧，到了傍晚身体就不那么难受了。

我原本打算等香穗再来的时候，好好感谢一下她，再仔细问问那几个被处决的女人是怎么回事。没想到第二天清早，军务所里突然来了好几个戴袖章的日本（宪）兵搜查。我当时正好换班，吃完早饭回来时，发现我的值班室已经被翻得一片狼藉。还来不及害怕慌张，军务所内的人员—— 包括我在内一共五六个人，就通通被宪兵关起来，挨个叫去医务室里问话。

轮到我的时候，我发现领头审问的人居然是上回的那个高个子少尉。他见了我后，眯起眼睛，面无表情地从兜里掏出三片药，说是在我房间搜到的，都是受军部管制的禁药，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我顿时只觉得眼前一黑，差点要栽倒在地上，嘴巴是张开的，喉咙却像烧着了一样干燥地发不出声来。来不及怎么思索，便支支吾吾地撒谎称是从医务室里捡的。少尉听了后立刻就变了脸。“混蛋，那是可以随便捡的东西吗？！快说，是谁给你的，一共有多少，都藏在哪里，还有谁知道？” 一连串严厉的讯问，问的我哑口无言。

他见我害怕地缩着头不敢出声，便又缓和下来，告诉我不要紧张，说我是“优秀”的满洲人，“只要能老实说，便没有关系。” 但紧接着又警告说，如果不讲实话就要判我很重的罪，而且要对我用厉害的刑罚。

很惭愧地说，一听到“刑罚”两个字，我顿时就放弃了抵抗的念头。想到小堂姐，又想来那天惨死在慰安所的年轻姑娘——那种身体、头颅从内到外被烈火活活炙烤的剧痛，我全身上下的关节都哆嗦起来，活像w是有一万只蚂蚁在身上爬，连思考都不能了，不得不一五一十地把香穗的事全都说了出来。

我一边说，少尉一边用一种近乎兴奋的眼神盯着我，眼睛几乎眯成了一条线。等我全讲完了，他起身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对我说“辛苦了，干得不错！” 然后和属下嘀咕了几句话后就离开了。剩下的几名日兵留在军务所里把守着，没有得到允许谁都不能随便走动或离开，连去上厕所都不行。

好不容易熬到了晚上，又把我叫去问话。当时我已经快要饿得不行了，肚子咕哩咕噜地响，脑子也昏沉沉的，结果一进医务室就被“咔嚓”一下上了手铐，像对待嫌犯一样，命令我双膝跪在地上，用一盏强光灯对着脸，照的人睁不开眼睛。

问话的人从高个子少尉换成了一名长得很凶煞（宪兵）军曹，盘问的内容也更细了，问我和香穗是怎么认识的，平时在一起干什么，除了药还给过我什么东西，有什么人找过她，平时有什么异常举动等等，问了一遍又一遍，要我反反复复地答。

我一开始还能尽力避免提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后来实在是太疲倦了，说着说着，就把护士姑娘说过的那些抱怨不满的话也一股脑地告诉了他们，负责笔录的日兵就在旁边沙沙地记。他们大概觉得满意了以后，就把我铐着押出去，带到后院的小柴火棚里关着。

其实早先的时候，军务所一直是慰安所用来关押军妓的地方。原本在军务所内还有一间所谓的“讯问室”，就在那间关我的柴火房旁边。透过窗户还能望见里面零散地摆着些叫不上名字的，看起来很吓人的刑具，上面粘的不知道是血还是什么的，全是暗红色。除此之外，在那后面还有几间很小的囚室，联通着着前院的医务室，之前是用来关军妓的，有时候也被驻扎在镇上的宪兵队临时征用去羁押犯人。

那时候我已经困得不行了，但又冷又饿的，实在是睡不着，就听见门外一直有人走动。有搬东西的声音，有时候还夹杂着一两声闷闷的惨叫。天差不多黑透的时候，问我话的那个军曹过来把我叫起来，带去隔壁的讯问室。一进门，就指着地上，命令我原地跪下，低着头，不许看，不许出声。

我在地上跪得难受，忍不住偷偷瞄了几眼，瞥见屋子最里面有一个女人被蒙着头，双手反拧着用手铐挂在对面窗户的铁杠子上，身上只有一件内裙，胳膊腿脚都光着，哆哆嗦嗦地踩在两个铁皮的军用罐头上。几个脱了军服的日兵围着她，其中一个人用日语大声地喊，“喂，喂，快，动起来，快动起来。” 说完朝她的腿上猛地踢了一脚，那女人痛苦地“啊呀”了一声，脚下的罐头翻了，“咣啷咣啷”地滚到了我腿边——那罐头是被豁去了盖子的，一圈都是锋利的铁沿，铁皮上到处是鲜血。

我听出来呼痛的是个年轻姑娘，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刚想抬头看看，立刻就有一个日兵上前，用不知道是皮带还是什么的，“嗖”地抽在了我脸上，打地我整个头“嗡”的一下，眼前天旋地转的，半边脸和额头一下都没了知觉，嘴里和鼻子里哗哗地淌出了血。耳边嗡嗡地听见身后的军曹用粗犷的声音高声叫骂，“混蛋，允许你抬头了吗？”

我也记不清当时自己用半生的日语说了些什么了，大概就是“你们弄错了，别打了”那样软弱的话，逗得几个日兵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大概以为我是在为女犯求情。

当中一个人上前把我拽起来，拖到墙边上按跪下。我这才看清女孩子身上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我以为是内裙的东西只是一块用绳子绑着的破麻布，下面光着的大腿和小腿肚上全是横着的一道一道凸起的淤青。她踩空的那只脚就那么向下耷拉着，另一只脚颤巍着紧压在罐头上，血顺着罐头边缘的刃一滴一滴地往下淌。

“喂，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让你小子好好看看她现在的样子。” 我直到今天都记得说这话的军曹脸上那副洋洋得意的表情。他一边说，一边扯掉绑在女犯头上的黑布，接着揪着她乱糟糟的长发，把她的头硬向上拉扯。

我怔了半天才认出来那个遭拷问的年轻姑娘正是香穗，但她的脸已经被打得不像样子了，口鼻上粘满了血，一边的脸颊上有两道很深的烂口子，眼脸肿得像金鱼一样向外鼓包着。我禁不住胃里面猛地抽搐，弯下腰连着呕出好几口酸水。

女孩子被扯去头罩后，先是很慢地睁开眼，看见我后愣了一下，接着一个字一个字得很吃力地对着旁边的日兵说：“那不关他的事…” 话还没说完，就被日兵手里的军棍“啪”一下狠狠地打在了大腿上。“混蛋，许可你说话了嘛？站直了，不许动！”

见女孩子忍着不喊痛，日兵又“啪啪”地连着抽打了好几下，一直打到她腿抖地踩不住了，“咣啷”一下踢翻了脚下的罐头，全身的重量“嘎啦”一下猛地落到了吊着的手腕上。姑娘很苦闷地“啊呦啊” 了一声，两只悬着的脚狂乱地蹬了几下，头一歪，便吃不住痛昏厥过去了。

“笨蛋！” 军曹瞪着眼睛，“啪”地狠抽了部下一个耳光，打的那个日兵嘴里都流出了血。之前我们那些平民小兵都习惯了挨日本人的巴掌，那还是我第一次见日本兵被打得那么狠。

军曹指挥着部下把女孩的手铐解了，把人放下来，然后掏出一根香烟点上，吸上两口，吹出火星子，在女孩的脖颈上连着烫了好几下，姑娘被“哎呀”地疼醒过来，但接着头一仰，眼睛直接就翻了白，（宪兵）赶紧用凉水泼她的脸和胸口，让她重新清醒过来，再将她的一只手拉高，铐在窗户的铁栏上，就让她那么抬着胳膊，半倚坐在墙边受讯问。

问话的办法和之前问我时一样，都是用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地讯问，要是发现哪一遍说的不一样，哪怕是很微小的细节，就揪住那个点更细地追问下去。问到和我相关的事情时，就让我逐一确认，而且回答时只能够说“是”还是“不是”，多说一个字都要挨耳光，说慢了也要挨打。

说实话，熬到那种地步，我都不太能记得那晚的具体问了些什么了。只听懂是镇上的诊所丢了一批管制药品，数量还不少，不是那种小偷小摸的情况。（宪兵）反复地质问香穗，把药偷运给了谁，藏在了哪里，受了谁的协助，都有谁是反日份子等等。

但无论怎么被讯问，护士姑娘都坚决不承认是她做的。问到从我房间里搜出的药时，她坚称我们是普通情侣，药是她偷偷为我拿的，而且那只是平常人买不起的退烧药，不受军部管制。说实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她满可以把事情一股脑地栽赃到我头上，至少也能少挨点打，可她还是一直对审问她的军曹说，“那不关他的事，你们放了他吧。”

不用说也知道那时我对香穗有多么感激。因此明知道她在一些事上撒了谎，但只要能撇清嫌疑，我还是在宪兵面前把头点得像拨浪鼓一样。问到最后，就连军曹也没了耐心，拍着桌子大吼大叫起来，“该死的母狗，你其实是给xx组织做事的吧，这么顽固，是想找死吗。”

几个日兵配合着抓住女孩子那只吊铐着勒得快要发紫的手，其中一人拿起一把带锯齿的钳子，捏住姑娘细长的手指头，对着肿胀不堪指尖用力一压，眼见着一股血“噗”地一下直接从女孩的指甲下喷了出来，溅得那个日兵胳膊上、胸口、脖颈上到处都是。香穗半睁着一只眼，死死地盯着拿钳子的日兵，一声都没吭，甚至连动都没有动。（宪兵）见她没有反应，立刻去狠夹她下一只指头，接着再一根，又一根，只剩下那只手的拇指时，连给她动刑的日兵都有些不知所措了，拎起她的胳膊一看，才发现她的一双手在被吊了大半天后早就充血麻木得没了知觉。

“蠢货，脚，捆住她的脚！” 几个日兵手忙脚乱地把香穗抬到一张长条凳子上去，用皮带捆了好几圈，又找了两块布裹在她流血不止的脚掌上。军曹亲自撸起袖子，握住女孩子的脚背，用拨火钳挨个钳她那几根短小的足趾。

我跪在凳子边上，几乎都能听见钳齿在咬骨头的“嘎嘎”响声——-— 姑娘一开始还能勉强忍得住，后来实在吃不住痛了，扯着沙哑的嗓子一声比一声惨痛地失声哭叫起来。我偷摸着抬头，看见军曹舔着嘴唇，兴奋地瞪着眼，很带劲地钳住姑娘大脚趾上的那枚骨节朝着反方向硬生生地撕扯。钳口揉烂的皮肉就像捏碎的李子一样，淌着血水的瓤垮塌地翻在破碎的皮外，里面的骨头看着都歪折了。

直到女孩的一对光脚上没处下钳子了，（他）手也不停地转去拧她的腿，痛的姑娘拼命地把自己的后脑勺往凳子上撞。我到最后连看都不敢看了，只觉得一股一股的铁（血）腥味灌到我鼻子里，刺激的我胃里面翻江倒海的。旁边的几个日兵见我蜷曲在地上，就过来嬉笑着用靴子踢我的肚子和大腿。

“喂，你小子是在心疼自己的女人吗！”

“她不是被你告发的么，你应该高兴才对，快笑啊，大声笑起来！”

“混蛋，那是什么表情，给我认真地笑！”

我实在笑不出，（他们）就用根皮管子插到我的喉咙里乱捣，呛的我满眼都是泪，接着又来脱我裤子，我吓地拼命地大叫，又哭又笑地求他们不要那么做。但越是这样，那几个日兵闹地越是起劲。军曹干脆把手里的钳子一扔，哈哈大笑着把我从地上拽起来，把黏在手上的滑溜溜的血胡乱涂抹在我的脖子和脸上…..坦白地说，直到今天我都没办法心情平静地去回忆那晚的情形。

在日兵的讥笑和拳头下，我眼看着（宪兵）把快要疼晕过去的姑娘重新吊了回去。她的一对手受不住，就用一根粗麻绳横穿在她的腋下，在胸前一绑，把人拉离地面，再将两个空布袋用绳子扎在她膝盖的位置，往布袋里面灌那种很细密的碎石子。

我看香穗抬着腿用力挣扎了几下，接着没劲了似的，像个瘪了的皮球垂下去不动弹了，两只脚悬空着，脚尖“啪嗒啪嗒”地向下滴着血。旁边的日兵见她不动了，就使劲打她，“呼呼”地挥舞着皮带用力抽姑娘的肋骨和脊背，只是为了“让她叫两声”，打得她瘦薄的身子像秋千一样在空中荡来荡去。女孩子被腿上的重量向下拉扯着，勒在胸口的绳子压迫地喘不上气来，嘴张大了，苦闷地小声叫唤着“受不了了，好疼，好疼…”，但没有一句是“饶了我吧”之类软弱的话。

（宪兵）最后大概是厌烦了，下半夜把我赶去了院子里跪着。在那之后日兵是怎样对待香穗的，我便没再亲眼目睹了。

其实我也很惊讶，自己在多年后竟然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么多细小的事情，尽管那晚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都早已超过了我所能承受的极限。我想除了对痛苦太过记忆犹新外，大概也是因为长久以来一直抱有的惭愧之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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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审讯开始的那天傍晚，我就一直被铐着双手跪在地上，直到后来两条腿已经完全麻木了，膝盖像针扎一般剧痛不已，以至于我一度以为是哪里的骨头碎裂了。

最难受的下半夜，一个日兵过来把我的双手反铐在了背后面，铐上的铁链子和脚腕栓在一起。那样人即趴不下，又蹲不起来，时间一长腿脚酸痛地眼泪都要流出来。虽然给我水喝，但是又不许上厕所，也不给开铐，最后实在没办法只能尿在了裤子里。

不仅如此，四月末的热河晚上的温差很大。之前在室内有用来烧刑具的火炉子烤着，到了院子里，人一动不动，凉风一吹，冻的人直打哆嗦。我跪在后院的土坷地上，背对着讯问室，几乎听不见里面的声音，只有偶尔开门的时候，才听得到屋里日兵的咆哮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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