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的时候家里穷，父母病故的早，我大概从记事的年纪开始，就被大姨一家收养，全家六口人挤在四平城郊的一个老宅里生活。熟悉老四平城的人都知道，早些年间的居民区都是由一条一条的窄巷子组成，邻里之间的关系都很近，差不多年龄的孩子们大都能玩到一起去，平时还能吃口饱饭，也就感受不太到日子的清苦。

康德三年的时候，旧巷子里搬来一家新户，算是大姨家快要沾不上边的远房亲戚，家里有一个在上国民中学的小姐姐，人长得很漂亮，大眼睛，鹅蛋脸，讲话细细柔柔的，平时对我也很照顾，我按辈分喊她叫一声堂姐。

小堂姐的母亲早年得了肺痨过世，家里就只有她一个独生女，父亲在日本人开的洋行里工作，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在同一条巷子里，算得上是让人嫉妒的有钱人家，甚至还能吃上白大米。别的女孩子还灰头土面的时候，小堂姐已经学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冬天穿着花袄，梳起辫子，夏天穿起一身白净的花边裙，脚上穿着白袜子和一双一眼看上去就很贵的洋鞋，在我一个乡下小孩眼里简直是漂亮极了。

少年时期的我因为身子瘦弱经常受人欺负，堂姐性子直，敢说话，看到了就主动站出来护着我，比她高上一头的小混混都能被她当街骂地抬不起头。

到了后来，可能因为是我到了那个懵懂的年纪，也可能是因为觉得小堂姐和我亲，我脑子里时不时总会冒出些荒诞的念头，像是总想刻意去碰她的手，或是痴痴地盯着她脚上的白袜子看（笑），还会偷偷地瞄她白净的脖颈和胸口。

小堂姐发现了以后倒也不怎么在意，反而换着法子捉弄起我来，有时会不经意间突然搂住我，把我的头埋进她的胸口里，有时还会故意拉掉洋鞋的后跟，用脚尖挑着鞋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有次她把我拉到一边，半真半假地问：“小瓜，喜欢姐姐吗，长大了记得来娶我啊。” 她笑着逗我，弄得我一脸赤红，虽说那些只是姐弟之间的戏闹。

只可惜的是，我那些个怪诞的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堂姐后来在学校里交往了一个男朋友，穿着一身黑色制服，高大帅气，骑着自行车，看起来相当威风。妒嫉归妒嫉，但我仔细思量了一下，觉得自己大概还是打不过那家伙的，最后索性连堂姐也躲着不见了。

没想到的是，在那之后不久，有一天下午街上突然来了十多个拿着警棍和真枪的巡捕，把巷子口堵得死死的。巷子里的居民们知道是要来抓人了，全都躲了起来。只有我胆子大，自己偷偷地扒着门框看，见到几个带着袖章的日本（宪）兵踏着军靴气势汹汹的从家门口路过，没过多久，从巷子尾传来一阵喊叫和砸东西的声音，那几个日本兵折返回来，后面用绳子牵着一个头上罩了麻袋的女人。我看到女人脚上少了一只洋鞋，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脑袋像是被谁砸了一锤头，头嗡嗡得疼。回过神来时，那几个日本兵已经上了一辆黑车，从巷口开走了。

从那天晚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我们都吓得没敢出门。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从附近的巷子里带走了两名年轻学生。再后来，不仅是学生，还有在日本工厂里做工的，有男有女的一共带走了六七个人。接连好几天，附近的警笛一直响个不停，叫人听得心惊肉跳。巷子里的人传闻，说是日本人在抓赤匪。那时我年纪还小，对那些个政治上的概念还很模糊，只是之前还在上学时，听新京来的老师讲过，赤匪是俄国人派来的土匪，在乡下抢农民钱，抢粮食，破坏王道乐土，是坏透了的。当年信息闭塞，周围人又都那么说，再加上老家上岭那边时不时会有一些类似的传闻，自己也就糊里糊涂地信了。但我实在想不明白，小堂姐人那么好看，心又那么善，怎么就突然变成土匪了，觉得她一定是冤枉的。但大姨生怕我们被她家牵连了，坚决不许我问，也不许在家里面讨论。

大概过了十多天，小堂姐才被日本人放回来。据说是她父亲找了洋行的日本上司疏通关系，花了很多钱才把她赎出来的，为此在洋行的工作也丢了，原来还算富裕的两口之家一夜之间变成了赤贫。平时还频繁来往的街坊邻居，在她家牵连了赤匪后都恨不得躲着走，只有大姨看在亲戚的份上去看过一次。我知道了后，急嚷着要去见小堂姐，但大姨怎样都不许让我去探望，最后实在磨不过了，才允许我跟着去了一趟。

到了堂姐家，我吃了一惊，发现她父亲的头发全白了，从一个精神十足的中年人变成了一个伛偻老头，在我们面前一直不停地抹眼泪。小堂姐走不了路，在里面的房间卧躺着，人完全没了之前的清秀模样，原本乌黑光亮的长发枯黄得像干草一样，额头和鼻梁青肿着，脸颊像被刀削过一样干瘪，一双大眼睛凹陷进眼窝里，眼神空荡荡的，人也变得神智不清，和她说话也不答应，甚至连我和大姨都认不出来了，缩着头、自顾自地咕哩咕噜地念叨着 “我不知道，不知道，我错了，我不敢了”之类的话。

那天正值大暑，她用一条旧毯子把全身上下裹着严严实实。大姨想要帮着给她擦拭身子，她抓着毯子死活也不肯松手，像哄小孩那样哄了半天，把她最心爱的洋鞋拿出来，她才肯伸出脚。

我看了一眼，吓地倒吸了一口气––—— 毯子下的那双裸脚已经扭曲、肿胀得几乎辨别不出形状，脚趾头缺了好几根，剩下的几只像是老妇人的裹脚那样，被生生掰断了骨头，强拧在一起。脚底下几处烫得溃烂的伤口还淌着腥红的脓血，看上去像是什么不干净的秽物。伤到那种地步，普通的大夫不敢看，城里的日本诊所也拒绝接治，她父亲只能含着泪，硬着头皮用大姨带去的药酒给她擦拭、浸泡，也顾不上女儿疼地“嘶嘶”吸气。

至于那张旧毯子包裹下的身体是什么样，我连想都不敢想了。回到家后，我只觉得全身发凉，紧接着便发起了高烧，躺在床上浑浑噩噩的，连续作了好几天的噩梦。醒来后胸口像被刀割一样剧痛，吃不下饭，走不动路，一想到小堂姐就视线恍惚，手脚发抖，喘不过气来，之后就再也没敢去看过。当时我还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后来去了南方，见过那些从战场上退下来的痛苦不堪的伤兵，才知道那是受了刺激才得上的心疾。

最让人心寒的是，巷子里好事的邻居们打听一番后，没对堂姐家说过几句同情的话，反而纷纷看起热闹来。有人感叹说是堂姐的父亲对女儿太溺爱了，女孩子平时就嗓门大，主意多，没学好礼教才投了赤匪。有人说堂姐是上学上傻了，在学堂里学了一点知识就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被人给骗了，就是她在学校的相好告的密 ——— 之所以会有那样的传言，是因为堂姐的男朋友在出事后来过一次，只在堂姐家门口站了站，连门都没进，就灰溜溜地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那之后不久，其他几个被抓的人也被陆陆续续地放回来了。有一个在工厂做工的师傅，在牢里被打残了一条腿，没发再上工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小堂姐污蔑的，否则不可能就她一个人先被释放。这样的谣言越传越真，周围人也从抱着看笑话的态度，变得对她家很不客气。甚至还有人还幸灾乐祸地说，她家之前就是靠着日本人得势，这下子吃过的好处全都变本加厉地吐出来了。当然这些传言大多是我后来听大姨讲的。

过了一些天，快要到中秋的时候，有天我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睡觉，大姨急匆匆地从外面回来把我叫醒，说是小堂姐发了心疯，趁她父亲不注意，脱光了衣服跑到大街上去了，见人就张开大腿，还当众撒了尿。她父亲得知后，又急又愧地晕了过去。

等我和大姨赶过去找人的时候，小堂姐已经被送回家了——— 躺在床上，像活死人一样，睁着眼睛，一句话都不说。我后来才听说，那天是被堂姐教训过的几个小混混把她送回去的，他们原本是想抓了堂姐，趁机施暴，结果发现她身上女人的地方已经破烂得不像样子了，下都下不去手。

那天我在小堂姐身旁守到了半夜才回去。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夜里的时候，小堂姐突然清醒了一下，认出我来了，等周围人都走了，叫了我一声 ”小瓜“，问我还愿不愿意娶她，是不是嫌弃她了。我吓了一跳，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站在旁边低着头，一句话都没说。她见我犹豫不啃声，眼眶一下就红了，眼泪”啪嗒啪嗒“地从脸颊上往下滑，抽泣了一阵后，就歪过头去没了表情。

第二天早上，堂姐家又来了警察。大姨出摊还没回来，我就自已一个人跑过去，看见几个没带枪的巡捕围在她家门口，大门的边上躺着一个人，用一块白布盖着，看不见下面的模样。堂姐的父亲已经被警察带走了，之后也没有回来过。围观的人里有人议论说是家里的疯女儿上吊了，也有人说是堂姐的父亲醒过来后，受不了屈辱，走投无路把女儿活活掐死了。奇怪的是，过了几天后，巷子里什么传言都没有了，仿佛整件事从来都没发生过一样。后来堂姐家的房子充了公，被四平的地方协和会当作仓库使用。一直到康德六年，巷子里失了火，那栋房子连同周围的老宅烧了个精光。

若干年过去了，我依旧会时不时想起在四平时的那段少年往事。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如果在小堂姐离世的前一晚随口应了她，是否她就不会那样死了。但转头又觉得，在那个年代，她的结局无论怎样都不会太好，甚至能痛快地离世也是一种解脱，至少我一直以来都是那样安慰自己的。

年龄大了以后，人的容貌和身影在记忆中都慢慢变得模糊起来。但她的声音我是始终记得的，“小瓜，长大了记得来娶我啊。” 那个姐弟间未尽的约定大概会是我临死前的念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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