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七月，我从东德回到了明斯克。原本二战的实质性战败就已经让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十分失望，最近东德的“六·一七”事件更是让我心寒不已。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也没能完全解放欧洲，甚至连自己这边也动荡不安、矛盾频出，红色官僚——特权阶层大行其道。一切似乎都在变坏，我感到对不起列宁和为革命而牺牲的同志。

在回到明斯克的第三天早上，我和妻子在街上散心，我发现在一栋公寓楼的一扇窗户上，悬挂着一面鲜红的旗帜——那是我们无产阶级政权的旗帜，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在上面喊着什么。

“那是一位被白匪祸害得得了精神病的老布尔什维克，”妻子说，她在战争爆发后一直在这里的工厂上班，因此熟识了这边的很多事情，“可怜的老家伙，他一直在重复斯大林在红场发表的讲话。”

我打趣地问：“哪一次的讲话？”

“41年11月的那场。”

41年11月的那场讲话啊，那是为了振奋德国前线的红军士气而发表的。盟军刚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惨败，正在狼狈地向西逃窜，而我们只要做的就是跟着他们屁股后面，不停地追赶就可以了。

“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呢？格奥尔基同志？”她接着问。

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普通的伞兵军官，拿着托卡列夫设计的半自动步枪和战友一起到处打游击。现在想想我今天还能四肢健全地站在这里，真是无比的幸运。我说：“当伞兵，在敌后培养革命组织、组织破坏行动什么的，削弱他们的防线。”

“就像44年在波兰、德国这类地方的那些新白匪一样？”

“嗯……对——”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中了套，连忙摇头，“不对！这怎么能类比呢？我的亲爱的，我们是有信仰的革命者，而他们只是资本家的帮凶。”

她笑得合不拢嘴，对我道歉。我们离开了这里，那位老人则一直都在上面发表着自己的演讲。真是一位可怜的老同志！想必他要是得知我们被西方匪军从法国一路打退到德国，甚至连德国都只剩下了那么一小块部分，该有多么的失望啊。

我很愧疚，抽时间拜访了这位旧世界的受害者。我穿着整洁的军装，佩戴着我所有的勋章，提着一些果酱和面包在内的慰问品来到了他的房门前，敲了敲房门。

“同志您好！我是红军伞兵部队的一员，特来拜访您。”

“好啊好啊！谢谢您！”老人黯淡的眼睛顿时就明亮了起来，仿佛年轻了十多岁。

我们愉快地攀谈了起来，我向他表示了敬意和感激，感谢他与他的战友打赢了那场混乱而血腥的内战，他向我们的勇猛表示了赞扬，肯定我们对解放战争所做出的贡献。在这愉悦的氛围中，我丝毫没有觉察到他是一个精神病人，他的一切都很正常。

最后，我显露出了此行的来意，我说：“抱歉，我们失败了，欧洲我们没有解放下来。”

其实我还想说：“国内也滋生了太多的特权阶层。”唉，无产阶级的利益也被斯大林的特权阶层蚕食了太多，44年那场动荡的起因不就是特权阶层为了维持现行制度的稳定，抛弃工人选择了资本家吗？唉！国外国内都失败了，我们满盘皆输。

“不，你们成功了。”老人说。

我疑惑，他解释道：“你们是举旗的人，向世界证明了革命军队的力量，鼓舞了世上千千万万的受到剥削与压迫的人，你们的影响是深远的，你们的努力必定会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世界革命。”

是啊，我不能这么自私、也没有权利的就这样否定掉这些战士们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我们向世界传播了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用行动告诉了所有正在经受苦难的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纸空谈，它是实实在在，具有掀翻旧世界能量的革命武器。

“谢谢您，我想确实是的。”我站起身来，向他敬了个军礼，他也挺身起立，端正地回敬了我，我们相视着彼此，都露出了笑容。

——本文创作于1953年8月28日，由“Георгий Mikhaylovich Марков（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马尔科夫）”撰写，标题为《举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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