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小偷。

　　这并非我的职业，也不是什么妄自菲薄、更不是什么法律意义上的认罪。

　　我在一个有母有父的家庭里长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母亲总会或硬或软地、让我对每一个进门长住的男人叫“爸爸”。当然、作为区分、或者是对我一点点的可悲仁慈、妥协，有时候这个称呼可以是“父亲”、“爹”等等，迭代周期大概是一到两年——也有更短的时候。

　　母亲的心理状态，从外貌上就很容易看出来。要么是邋遢的极端：和夏天男人穿的无异的白背心，洗完澡后湿漉漉但依旧油腻、分叉严重的中长发，这说明她又回归“世俗”生活了；要么就是油腻的脂粉满脸、花花绿绿如老年人，但自以为很时髦的衣裙，这说明她又处于新的“爱情上升期”。有时候的夜晚，我难得被可怕的叫喊声惊醒，或是看见母亲和男人赤诚相对聊什么，或是看见她趴在男人腿间，又或是晃荡着她那引以为傲的双峰，黑乎乎的两点，宛如干酸梅，让我皱眉。

　　冲突自然是有的，比如母亲叫我做什么事，我赖着不肯，那个时间段的爸爸冲过来扯烂了我的耳机线，我怒不可遏向他迎去，母亲连忙拦在我俩中间：

　　“宝！求你不要让妈妈为难！”

　　我妈很少慌张，更是几乎不会流泪，她待我很好——或者说不错，她有魔力地一般使我收敛了怒气。而爸爸在给了我一拳之后，也收敛了怒气。

　　最早的那个父亲？我对自己脑袋还记得父亲的时期有记忆，但对他本人的记忆嘛……

　　母亲偶尔会给我留一个字条，“今晚妈妈会回来给你做饭哦。”我也不会有多么高兴。有时候我放学回家、望着走过好多年的楼道，墙上被凿出各种形状的孔，用来通风，我望着那诡异的空洞，心里只感觉到了颓丧的空洞。所以当我不经意间找到任何契机时，我都有充足的动机逃离这里。

　　我一个人去了南方旅行了一趟，回来后的第一顿饭，和母亲、还有爹坐在一起。

　　“床头柜里的几百块钱是你拿的吧？”

　　“爹”发话了，但母亲及时抓住了他按在饭桌上的手，微微皱着眉头对我说：

　　“宝，你需要钱可以跟我们说，我们也不是特别特别缺钱那种。”

　　我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喝汤，味同嚼蜡。过了好几分钟，母亲终于像是记起来什么一般，关切地问道我：“你这几天到哪里去了？”

　　“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我心情好了一点，笑得可能很狰狞：

　　“你自由了。”

　　第二天在车站，母亲把车票塞到了我手里，再趁爹不注意偷偷塞给了我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千块钱。

　　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以两趟火车和一千多块钱结束了，母亲的母亲时代也是。她没有挽留我，我也不会太眷念她，但我真心地，祝了无羁绊的她，能更自由地幸福下去吧。

　　我去了南方那个打听到的海滨城市，三四线、百万级人口，走到打听到的、那个有些老旧的单元楼小区门口，那里正在拆迁。我这下才知道，原来拆迁一幢七层楼高的房子，是可以用挖掘机，一下一下残忍地刨的。

　　就那样，一下、一下、

　　一下一下地。

　　然后我就一个人住在了那座城市，那座可能是我诞生地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小偷。

　　我是一个小偷。

　　这并非我的职业，也并非什么妄自菲薄、更不是什么法律意义上的认罪。

　　我的生命已无光彩。

　　某种机遇或者说天赋让我跟别人做了几年生意赚得盆满钵满，我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套现走了人。这个时候，多年未曾谋面的“母亲”，把沿海另一座城市的一套房子给了我，她说那是我“父亲”的，她不需要。

　　我不知道她过得好不好，但这房子，只有以前的我才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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