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坐回床上。

　　「我早说了，到酒店办多省事儿。又不缺那几个钱，图个啥呢这是？」

　　好半晌没人说话，只有客厅传来的蠢笑、发动机的轰鸣和四处飞溅的泥浆。

　　「我姐啥时候能回来？」我终于找了个话头。

　　「快了，这不正忙着转业呢，唉，糟心事儿，说起来都头疼。」张凤棠把化妆盒收进手袋，扭脸一笑，「还指望你妈能帮忙呢。」

　　「啊？我姐也去唱戏？」其实转业的事我知道。奶奶说张凤棠跑过家里几次，托她找牛秀琴帮忙。「又不是局长，你说你老姨一个坐办公室的能帮上啥忙？」她老人家这样给我说。

　　「呸，」张凤棠给我一巴掌，「就不会说点好话？我这亲妹妹认识的人多，能办事儿。」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

　　「就看给不给办喽。」她瞅我一眼，长叹口气，仰身躺了下去。

　　阳光太过浓烈，我只好起身拉上了窗帘。之后坐到床上，犹豫半晌，我也依葫芦画瓢地叹了口气。我觉得总得发出点什么声音。然后门就开了，一个公鸭嗓叫道：「妈。」

　　张凤棠不吭声。

　　「妈。」

　　「妈！」

　　「心疯了，一直叫叫叫！」张凤棠一下坐起来，扯着嗓子，「咋了？」

　　陆宏峰没了音。

　　「进来进来进来，跟你哥看会儿电视。」

　　只有门吱咛吱咛响。

　　「听话，快点儿。」张凤棠冲我笑笑，「来来来。」

　　陆宏峰总算挪了进来。他穿着一中的夏校服，胸前像糊了两坨屎。虽然我国校服普遍难看，但这么多年来我还真没见过这么明目张胆的。于是我赶紧给他让了个位。我表弟却无动于衷。他站在亲爱的妈妈身边，宛若一棵被扭弯的葱。一时间我都有点心疼，甚至不忍拿招呼小孩的三板斧去犒劳他了。

　　「现在的一中比你们那会儿抓得还紧，就五一放了一天假，昨个在辅导班一坐就是一天，今个还是请假呢。待会儿吃完饭啊，还得往学校赶！」

　　「待会儿」这顿饭人还真不少。七大姑八大姨，姥爷姥姥的同事、学生，再加上本家亲朋，楼上楼下拢共弄了十来桌。母亲和小舅妈负责上菜，最后连张凤棠和我也给扯了进去。好在不比婚宴，流程要短得多。不到一个小时，菜品基本上完。母亲从厨房杂七杂八地给我掇了一碗菜。杵门口还没吃两嘴，小舅让我往父亲那桌送几瓣蒜。我说：「这会儿谁吃蒜啊？」他说：「张岭人吃啊，平常丁点儿不沾，流水宴上却少不了，南边人都这样，鸡巴规矩。」我问谁让送的。他乐得合不拢嘴：「你爸打电话让送，看你爸厉害不厉害？去去去，赶紧的。」刚放下碗，母亲就掀开了门帘。她眉头紧锁：「看着点儿，别让你爸喝多了。」

　　楼上有个八九桌，都是些行家，激战正酣。父亲那桌最甚——硬是挤了七八个人，面红耳赤，呼声震天，连周遭争奇斗妍的矮牵牛都被他们比了去。诸位大师中我只认识俩，一个是剧团的「小郑」，另一个当然是我亲爹。两人抵首促膝，张牙舞爪，似斗鸡，又似结巴在说相声。一旁的吆五喝六非但没打扰他们的雅兴，反倒像乐队在伴奏。父亲说：「不不不打不相识啊，哥。」

　　小郑摆摆手：「你又来，啊，又又来。」

　　「喝得好不好，哥？」

　　「好好，啥时候上哥那儿，啊？」

　　「这可你说的？」

　　「哥说的！」

　　「好好好，真是不不打不相识啊，哥。」

　　「你又又来。」

　　「咋，忘不了啊哥？」

　　「你瞅，瞅瞅，瞅你这头上给我磕的。」小郑死掰着焗过油的头发，像是一个可爱的处女在展示那层珍贵的膜。众人也十分赏脸，都自觉地行起了注目礼。

　　我真不忍心再欣赏下去，只好亮出了蒜头：「谁要的？」小郑立马夺了过去。父亲抬头看看我，摆摆手：「犬子，啊，犬子！」

　　小郑也仰起了脑袋，手上却没忘剥蒜：「啊，这就是公子啊。」

　　「你见过嘛。」

　　「对，对，我见过，长这么高了都。」

　　「啥鸡巴记性啊你？」

　　「我啥鸡巴记性？你瞅瞅，瞅你这头上给我磕的。」

　　「弟给赔礼道歉，啊，赔礼道歉了。」父亲说着就要往地上跪，我赶紧搀住了他。

　　「不用不用——干啥啊弟？」

　　「哥啊，这是你了，换个人，要不弄死他，我……」父亲梗着脖子，却突然没了音。

　　母亲出现在楼梯拐角，就那么站着，也不说话。黑亮的头发倒是动了动，仿佛在告诉大家现在有风。

　　「凤兰啊。」父亲终于说。

　　「凤兰啊。」小郑终于剥下了一瓣蒜，然后打了个饱嗝。

　　「林林。」母亲瞥我一眼，转身下了楼。

　　我看看父亲。他也扬脸看看我，咧了咧嘴：「没事儿，早不喝了，娘们儿真是管逑多。」一桌子的好汉们仰天大笑，连凉棚外的骄阳都抖了几抖。

　　我到厨房时，母亲站在灶台旁。我叫了声妈，她板着脸：「快吃你的，完了喝鱼汤。」

　　小舅还在案头忙活，他扭过脸来：「咋样，你爸没喝高吧？」

　　「没。」

　　「我就说嘛。」他已经浑身发起抖来。

　　「张凤举。」

　　「哎。」

　　「信不信我一脚踢死你？」

　　小舅耸耸肩，朝我做了个鬼脸：「林林，搬个小案板过来。」

　　「哪个？」

　　「那得看你妈脚有多大了。」

　　「烦死人。」母亲抿抿嘴，终究是噗哧一声笑了出来。

　　就着啤酒，我很快就干完了那碗菜。期间加内特在新闻里斩获常规赛MVP.祝贺他吧，一个新时代就此降临。酒足饭饱后，我躺到床上，像小郑那样打了个饱嗝。老实说，郑向东我就见过两三次，不是在剧团的排练房，就是在这小礼庄。至于父亲和他有啥过节，我还真不清楚。但这么个老家伙还在工小生，我多少有点喜欢不来。姥爷倒是挺器重他，说这人「实在」、「肯干」、「有韧劲」，又在市剧团「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真真举手投足间都沾着点剧团运营的经验——「副团长不找他找谁」？何况此人逆着「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所揭示的深刻人生哲理，从文化馆干部的位置上一跃而下，可不就是为了伟大的评剧事业？「这是一种啥样的精神」？我的姥爷哎，我可说不好，我只知道母亲一直在给他发工资。我只知道曾经的评剧之乡，南花派的大本营，早在一九九八年就解散了包括剧团在内的整个市歌舞团。母亲说这是市场化的第一步，是民营大剧团崛起的契机。所以凤舞剧团不叫评剧团，叫评剧艺术团。

　　发愣间窗户笃笃响。是母亲，皱着眉，嘴角却溢着笑，丰润的朱唇如这五月的阳光一样饱满。可惜没有声音。又是笃笃笃。我只好拉开了玻璃。「喝鱼汤。」她说。

　　「饱了。」

　　「干丝汤？」

　　「真饱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即兴打了个嗝。

　　「别恶心，你想喝啥？红果汤也有，马上就好。」

　　我弓着背，摇了摇头。

　　母亲撇撇嘴，转身离去，却裹走了一院子的目光。黑色阔腿裤束着休闲白衬衣，细腰真的盈盈一握。窗外白茫茫一片，大人善吃，小孩善蹦。搞不懂为什么，我突然就有些心烦意乱。砸回床上时，我真想摸根烟抽。五套还是拉力赛，莫名其妙。好不容易找到遥控器，连换几个台，不是装疯卖傻，就是鬼哭狼嚎。一套在预告《走向共和》。这片还能看，前一阵在寝室瞄了几眼，挺有意思。

　　突然，就像所有戏剧性的时刻一样，刀郎唱道：「你是我的情人……」简直吓我一大蹦。好半会儿我才锁定音源——在电视机柜一层左侧的抽屉里。然后我发现，它来自一个豹纹手袋。于是刹那间，刀郎嘴里也喷出了香水味。反复几遍后，这个可怕的西北人总算闭上了嘴。刚要关上抽屉，一个破旧的DVD套映入眼帘。它趴在一堆杂物下——旧报纸、促销广告，甚至一盒铁钉，但好歹露出了冰山一角。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立马蹿上心头，一如2000年夏天我在父母床头柜里搜查出「淫秽证据」时周身颤动的烈焰。

　　理所当然，小舅妈杀进来时，我裤裆里还硬着。为了制造一种自然的假象，我只是推上了窗户，连窗帘都没拉。其实我也就好奇小舅这样的二蛋是什么欣赏水平。当然，还有娇憨可人的小舅妈。结果刚切好频道，几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画面就急不可耐地跳了出来。大外甥当场就被镇住了。老实说，作为一个初级电骡迷，我也曾于某些寂寥的夜晚携带移动硬盘和室友们奋战了一个又一个通宵。可以说没有什么类型片是我所不熟悉的。但在小舅卧室看到一个白种女人的屄里挤出数个鳗鱼时，我还是差点把刚刚咽下去的鳝鱼块吐出来。于是郑艳艳就跳了出来，接下来是农夫山泉有点甜，再接着是武藤兰。我最初的想法是把封套里除了《暗战》和《肉蒲团》之外的所有光盘都速览一遍（用黑水笔标有数字的为重点对象）。无奈武藤兰叫得太骚，我只能心虚地多瞅了两眼。

　　代价是昂贵的。小舅妈站在门口，脸一阵白一阵红。有那么几秒，我俩一动不动。我想说点什么，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嘴。后来她小鼻子皱起，脸瞬间被笑容淹没，一截藕臂向我直戳而来：「严林啊严林，看我不撕了你的嘴！」于是我就找到了嘴。我飞快地蹦下床，紧贴窗户，笑着说：「啊？」这时武藤兰还在叫——如果你同时被两个人干，多半也会叫。小舅妈直冲而来，气势汹汹。并非向着我，而是电视。她退出光盘，满面通红地白我一眼：「恶心不恶心你！」

　　我无话可说。

　　「打哪儿拿的？」

　　我笑着指了指抽屉。

　　小舅妈把破封套攥到手里，飘然离去。在这之前，她自然不忘伸手点点我。

　　刚要松口气，不想她又杀了回来：「都忘了正事儿了！没见宏峰？」

　　我摇摇头。

　　「咦，那人跑哪儿了？说一会儿还有课，非要喝红果汤，这汤弄好了，死活不见人。还有你那个姨，打电话也不接，烦人！」

　　我拉开了抽屉。

　　「我说呢。」小舅妈拿光盘拍拍我——脸上红晕尚未散去——小嘴努了努，才又轻吐出一句，「胆子不小，眼还尖。」

　　就在此刻，萌萌蹦了进来。看见我俩，她愣了愣。说不好为什么，我竟没由来地一阵尴尬。所以我说：「见你大姑没？」

　　萌萌嗯了一声，她气儿都还没喘匀。

　　这么多年过去了，诸事日新月异，城东小礼庄却好像被举世遗忘。姥爷房侧的柏油路，此时脚下的羊肠小道，道两旁的参天白杨和袅袅垂柳，几乎一切都丁点儿未变。掏手机看了看，还不到一点。然而宴席已在散去，几个小孩尾随而来，被萌萌撵鸡一样轰得干干净净。奇怪的是，刚刚还龙腾虎跃的小表妹这一路上都闷声不响。我使尽浑身解数，也只是让她翻了下眼皮。多么遗憾，在逗女孩方面，我显然是个毫无办法的人。

　　不想到了鱼塘，萌萌反倒率先发声。她两手呈喇叭状：「大姑！」了不起的一枚小钢炮。我也有样学样：「姨！姨！」说不好为什么，我老觉得自己像头驴，要多蠢有多蠢。于是我对她说：「咱俩换换，我喊大姑，你喊姨。」她翻了个白眼：「谁稀罕！」好吧，不稀罕就不稀罕。就这么辗转着喊了一阵，春光愈发灿烂，人影却愣是只有俩。两个能进人的地方——小舅当年的小渔屋和我家的养猪场都门庭紧闭。

　　「真看见往这儿来啦？」

　　「废话。」

　　「那咋不见人？」

　　她没话说了，撅嘴也不行。

　　「那这样，萌萌啊，哥往东，你往西，见了小树林就掉头。」

　　「大姑！」我话音未落，小钢炮已隆隆前行。

　　挨着小礼庄的庄稼地，父亲在养猪场的山墙外种了点树苗。核桃树还是啥，我也说不准。不过甭管啥树，总不会影响我拉野屎的雅兴。其实刚上羊肠道，那种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预感便已在我的腹中酝酿。

　　沿着山墙，小路倒也平整。麦浪卷着阳光，似一汪破碎的海洋。喷薄而出的快感迫在眉睫，令我欢快的脚步越发癫狂。几米外，亭亭华盖正溢出翠绿的轻吟。老天在上，我简直想就此脱下裤子，拉个痛快。也不知是不是错觉，离墙角还有几步远时，哪个犄角旮旯里猛地蹦出一声「谁」。可惜就像三大步上篮，迈出第二步就意味着跨出第三步。随着一色的绿快速闪挪，我已转过墙角，拉开了牛仔裤的拉链——一般情况下我不用皮带。

　　神使鬼差，映入我眼帘的是个雪白的屁股——非常白，可能因为浸在山墙的阴影中，当小树林的斑驳光点拂过一旁的翠绿叠嶂时简直白得耀眼。除了白，还有黑。黑幽幽的毛打着卷，瞬时掀起一阵风，直杀人眼睛。目瞪口呆之际，屁股的主人惊慌失措地说：「是林林啊，快出去，姨解个手！」

　　三步并作两步，我已退了出去，酒红色头发下的俏脸和赤裸的白屁股却以一种怪异的状态在眼前残留了好几秒。风越来越大，甚至能听到一种沉甸甸的沙沙声。不知为何，就这一眨眼功夫，连麦浪都泛黄了几分。张凤棠还在说着什么，传到我耳朵里时却又空空如也。

　　回去的路上，萌萌蹦蹦跳跳。我却有点心不在焉，老感觉天热得要命。张凤棠神色如常，一会儿是转业，一会儿是科普「养啥鱼才能发财」。她穿着豹纹短裙，鞋跟噔噔噔的，异常刺耳。萌萌问：「我宏峰哥呢？」

　　「早回去了啊，大姑……」她俯到萌萌耳畔，于是就没了音。

　　过马路时，看着身旁的这张脸，我突然就想：它可算不上白。至于头发，目前也瞧不出黑不黑。何况在我的记忆中，张凤棠的发色一向变幻无常，却几乎不曾是黑的。这样一来，我简直有点怀疑刚刚看到的一幕是不是错觉了。然而打墙角出来时她那满面红霞又不容否认，那淋漓香汗甚至差点花了脸上的妆。她不客气地连拍我两下，怪我冒失，「也不发个声音」。哪怕羞愧万分，我也得承认，我亲姨差点把屎给她大外甥拍出来。所以也顾不上说啥，我飞快地转过墙角，就褪下了裤子。瞥见不远处那滩湿迹，虽不情愿，但我实实在在地勃起了。当然，也没准是屎拉得太爽。

　　一去一回，酒足饭饱的亲朋好友已基本散去。俩小孩依旧在一片狼籍的大门口上蹿下跳。瞧这机灵劲，就差蹦起来尿你一脸了。刚进院子，一个头发花白的矮胖妇女便叫住了张凤棠。她说：「凤棠啊，啥时候办事儿啊，可都等着吃你的糖呢。」后者瞬间就红了脸，只是说了一声「咦」——如你所料，调子拖得老长，就像站在戏台上。张凤棠去年秋天进的剧团，而过年时就听奶奶说她跟一个琴师好上了，「可谈得来」。在奶奶嘴里，我亲姨的历任对象都是「可谈得来」。至少高中三年皆如此。

　　就这功夫，小舅妈端着碗打厨房出来，问：「宏峰呢？不去学校了？」张凤棠一愣：「不在家？屄崽子又跑哪儿去了，还他妈上不上学了？」一番连珠炮后，她又问：「楼上看了没？」这么说着我亲姨就跑上了楼，嚎了几嗓子后又奔下来，冲出门外。那大白腿在阳光下晃啊晃的。那咚咚声简直地动山摇。萌萌在水管下洗着手，撇过小脸直乐。小舅妈皱皱眉：「咱爸正休息呢。」也不知说给谁听。母狮吼果然奏效，没一会儿张凤棠就揪着陆宏峰回来了。后者面似黑铁，垂头丧气，唇上的绒毛倒是分外醒目。

　　进了厨房后，我才发现这院里院外都不见母亲。于是我问：「我妈呢？」「送你老姑了呗，咋，急着吃奶呢？」小舅蹲门口，费力地啃着一个猪蹄。我不由口水直流。「待会儿也让老二送送宏峰哈，」张凤棠给她的「屄崽子」盛上一碗汤，又转向我，「林林你喝不喝？」我摇了摇头。「哎，对了，你爸呢？老早就下来了，也不见人。一会儿咱爷仨可得整点。」我又摇了摇头，然后就看到了父亲。他不紧不慢地打正门口走了进来，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即便如此之近，还是有点像发了福的许文强。

　　　　　　　　　　　　　　　第二十四章

　　1999年正月十六的早上我是被一声直冲云霄的哀号惊醒的。其凄冽、冰冷令缩在被窝里的我都打了个寒战。有一刹那我以为来地震了。羞愧地说，自打九八年冬天张岭那一小震后，呆逼们都眼巴巴地期盼着平海也能依葫芦画瓢地来一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那天自然也不例外——哀号很快变成了呜咽，时断时续，大地却稳当如初。于是我想，没准老赵的小老婆又被何仙姑附体了。她总是擅于被各路神仙附体，有时是九天玄女，有时是吕洞宾，多数情况下是何仙姑。何仙姑喜欢用评剧的形式教育大刚夫妇，尖酸刻薄，宛转悠扬，十分精彩。这么瞎想着，昏昏沉沉地，我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像是打楼上下来，咯吱咯吱响，很快就进了堂屋。没一会儿它又出现在院子里，穿过走廊，在我门口消失不见。片刻后，卧室门被叩响：林林。不知为何，我没敢应声，而是扫了眼窗户。那里白茫茫一片，似有道亮光欲穿透窗帘蓬勃而出。

　　但母亲还是推门而入。几乎与此同时，哀号再度响起，我不由又打了个寒战。「林林？」她隔着被子拍我一下，「快起来，今天不用去学校了。」「咋了？」我总算露出了个脑袋。「你爷爷没了。」母亲背对着我在床头坐下，声音干涩而轻快。朦胧晨光中她披头散发，裹了条黑呢子大衣，却在不经意间携着整个寒冬卷土重来。我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又缩回了脑袋。我甚至忘了挤出几滴眼泪。半晌，母亲站起来，轻叹口气：「下雪了。」确实下雪了。我又扫了眼窗户——理所当然，那道光更亮了。

　　爷爷死于心肌梗塞。头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一早整个人都凉了。多么奇怪，他老人家身上有那么多病——高血压，气管炎，糖尿病，又中了风、瘸了腿，最后却被心肌梗塞一举命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也说不好。至少这个噩耗令恢复自由的父亲沉默了好几天，尽管负责接人的陆永平早早给他通了气。当然，也没准是奶奶的表现太具感染力。不等父亲进门，她老人家就奔将出去。在即将碰触到儿子的一刹那，她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嚎道：「你爸没了！」虽然抱着奶奶，但我却无力控制她肆意奔放的声带颤抖。那跌宕起伏的冲击力令我鼓膜发麻，连拂过门廊的阳光都在瑟瑟发抖。于是陆永平就关上了大门。他提着个破包——长脸一如以往般黑亮——狠狠地吐出俩字：「哭啥！」其时父亲已跪到了地上，而胡同里的脚步声越发细碎而清晰。母亲搀着奶奶，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那刚洗的头发却裹着浓郁的清香，不时拂过我的脸颊。

　　我一度以为自己是个难以保守秘密的人。九九年春天杨花漫天时，我走在路上，老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或许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剧烈变化，未必地动山摇，却足以让人兴奋得难以入眠。然而那个四月上午见到父亲时，我却冷静得如同寒冬腊月的平河水。他瘦了点——当然，也可能没有，刚剃的圆寸衬得额头分外光亮。而青筋已在其上浮凸而起，顺着脸颊后侧蔓延而下，又在脖子上编织了一张网。配合着大张的嘴，眼泪无声地涌出，聚于鼻尖，再无可奈何地汇入透明闪亮的鼻涕。阳光明媚，一切却在摇摇欲坠。我吸吸鼻子，瞥了陆永平一眼。他扭身拴好门，总算拽住了父亲的一只胳膊，依旧是俩字：「行了！」后者并不这样认为，他一把甩开陆永平——与此同时，眼泪和鼻涕的混合物终于砸到了地上——在奶奶的伴奏下，连磕了数个响头。具体是几个，我也说不准。只记得那咚咚巨响沉闷瓷实，像是土地爷擂起了一面神秘巨鼓，连门外的窃窃私语都被淹了去。

　　中午母亲做了几个菜，印象中很丰盛，毕竟奶奶唠叨了好几天。留陆永平吃饭，他却连连摆手。我只能在奶奶的吩咐下追到了胡同里。他拉开车门，皱了皱眉：「回去。」我希望他能再说点什么。然而没有。直到松花江倒至街口掉了个头，陆永平才喊了声林林。我刚要过去，他又摆了摆手。刹那，那辆坑坑洼洼的银灰色面包车便绝尘而去。我倚着红砖墙，呆立了好半晌。后来母亲喊我吃饭，于是我就回去吃饭。路过厨房窗口，我往里面扫了一眼。母亲撇过头来，脆生生地：「端菜！」堂屋门帘是奶奶撩的，尽管她老人家还在抹泪。父亲则坐在沙发上，垂着头，闷声不响。而电视里，艾弗森正龙腾虎跃。

　　当晚小舅和小舅妈来了一趟，送了几条鱼，记得还有只野兔。之后的某一天，兔头被我掇了去。等啃到大板牙时，我差点把隔夜饭吐出来。奶奶疯狂地给我捶背，骂道：「让你馋！」那会儿她老已搬到我们院来，住在我曾经的卧室。我嘛，被撵到了楼上——那种干燥粗粝的粮食霉味萦绕于我脑海中，至今挥之不去。东院却空了许久，直到那年冬天蒋婶一家才搬了进去。我的理解是他们在何仙姑附体和爷爷老死间作出了某种权衡。而这，总体上是成功的。尽管2000夏天，二刚的死亡将被何仙姑归咎于此次不合时宜的迁居。

　　父亲出狱后在家沉默了好久。光那个闷坐在沙发上的经典姿势都持续了两三天。后来他索性躺了下去。奶奶整天唠唠叨叨，时悲时喜时怒时怜。母亲却听之任之。我甚至很少见她和父亲说话，连喊人吃饭都要劳我大驾。那阵正逢中招冲刺，又是实验加试，又是体育加试，文化课还忒多，其劳心强度比起高考也不惶多让。然而不知为何，就这一溜屁的闲暇空隙，我也觉得杵在家里别扭。父亲回来的当天我俩唯一的对话是：「林林。」「嗯。」此场景发生在吃晚饭时，具体动作是父亲给我递来一个馒头。而直到第二天一早上厕所猛然撞见父亲时，我才叫了声爸，仿佛这才发现他是我亲爹似的。父亲叼着烟，边往外挪边提裤子。他惊讶地说：「起这么早？！」其时天已蒙蒙亮，母亲也做好了早点。我只恨自己不能边吃饭边蹬车。

　　那年春天母亲带高一，每周逢双有两节早读课。娘俩却很少同行，理由是我嫌她骑车慢。午饭倒经常在一块吃，理由是「你营养得跟上」。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对父亲，我们绝口不提。唯一的例外是五月初的一天，小舅妈拎来一袋炸鱼块。正当我大快朵颐之际，她问及父亲的近况。我扒着白饭，连头都没敢抬。母亲叹口气，说还是老样子。「那咋行？」小舅妈有点急，片刻后却又说：「也是，刚出来，总要有个适应过程。」她这话倒没错，只是父亲适应的时间略长了点。大概过了儿童节，他老才出去找活。先是搭雨棚、装塑钢窗，后又跟某个老舅修了几天摩托。建筑队也混过，费力不假，但相对来说工资还凑合。可惜这砖头水泥也就自家建房时摸过，父亲自然与泥瓦匠无缘，只能当小工。下班回家他死人般瘫在沙发上的样子我至今难忘。

　　零工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父亲后来声称要去哪哪打工，在举家反对的情况下只好不了了之。到九九年十月天空高远之时，村东头的巨大扁平建筑里终于再次响起了猪崽的哼唧。望着那几十头圆滚滚的蠢东西，我竟涌出一种难言的喜悦。至于本钱打哪来，我却从没想过。当时母亲的月工资基本都要拿去还债——为此父母还吵过几架。母亲不想拖欠任何人，父亲却觉得「反正都借了，还了就是，也不差那几天」。至于父亲挣的几个散钱，刚够补贴家用——也幸亏我有个铁打的奶奶。直到2000年秋天拆迁安置方案下来时，奶奶才不小心说漏了嘴：父亲揣了口杀猪刀，挨门挨户地讨回了所有已黄和将黄的赌债。对此，母亲自然不知情。

　　不可避免地，在拆迁安置上，父亲故技重施。家里本来有两座红砖房，可惜卖出去一座，更为关键的是买主已经搬了进去。而父母和我都是城市户口，怎么安置就成了难题。那年夏天征地时，撇开养猪场，5亩地拢共也才补了几千块钱。父亲不愿「冤情重演」，「万般无奈之下」（奶奶语），只好诉诸杀猪刀了结此事。遗憾的是这次不太走运，奸诈的村干部跑学校向母亲告发。于是当晚家里就炸开了锅。至于锅是如何炸开的，我呆在学校，没能亲眼目睹，自然也不敢妄言。只记得一个周六下午，我推车进门时，那口用了将近十年的铁锅就四分五裂地躺在凉亭的石凳上。父母间爆发了一场迄今为止最长的冷战。有那么几天，母亲甚至住到了学校宿舍。我跑去劝她回家，母亲直瞪我：「哪轮得着你来管？」闹剧是怎么收场的，我死活想不起来。没准是小舅妈，没准是奶奶，也没准是姥爷，更没准就像所有的伤口一样，时间可以治愈一切。至于安置房，当然只有一套，但也并非竹篮打水一场空——好歹额外补了5万块钱。据我所知，至今，父亲以此为荣。

　　九九年春天我害了脚气病。母亲怪我脏，奶奶则说：「你心思活络了。」如她老所言，我确实心思活络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的忧心忡忡就像东院房侧香椿树抽出的新枝，悄无声息却又夜以继日地膨胀和伸展。照这么下去，我真担心自己未老先衰。关于如何治疗脚气病，奶奶宣布用啥药也不好使，她建议我每天倒立十分钟，「这样会经脉逆流，疏导火气」。于是有好几个月，每晚睡觉前我都会贴墙倒立十分钟。在这之后，我会打开房门，穿过遍布燕子窝的二楼走廊，蹑手蹑脚地在楼梯拐角杵上好一会儿。我简直是个神经病。父亲出狱的那个四月晚上，我就发了场神经。然而父母房间没有任何动静，连翻身、打呼噜、说话、放屁的声音都听不到。这是好是坏，我也说不准。此外，关于「心思活络」（奶奶语），有必要说一句，当时呆逼们已经张口闭口「性生活」了。不时有人声称昨晚上父母不要脸，又在肏屄了。那年五一节前夕，终于有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我们的同龄人中总算出了一对爹妈。值得庆贺！

　　事实证明我的忧心忡忡不是杞人忧天。五月初的某日——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二号，市教委组织广大中小学生上街，自发而义正言辞地抗议美帝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且极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游行。其时人头攒动，彩旗飘展，口号热烈，群情激昂——如果美帝大使馆胆敢驻在平海的话，我们也一定会拿起鸡蛋和砖头把它砸个稀巴烂。遗憾嘛，有二：其一，学生方阵被排在第二位，排在最头的是平海市法轮大法联合会，难道不应该是祖国的花朵们冲锋陷阵吗？其二，口号喊得人口干舌燥，却连瓶水也不发。等满身酸臭地赶到家，我连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于是父亲就给我递来一瓶冰镇啤酒。我咕咚咕咚干了个爽。父亲躺在沙发上看碟。他老不知从哪抱了个VCD（家里那台九八年春天不知给谁顺了去），租了一大堆的港台片，一看就是一整天。我没事也会瞅两眼。记得那天放的是《暗战》。我一瓶啤酒快下肚时，刘德华终于一口老血喷到了屏幕上。父亲说：「可以啊，林林。」他这么说，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大概为了缓解我的情绪，父亲又说：「问你个事儿，林林。」我说：「啥？」他弹弹烟灰，又开了瓶啤酒：「这一年，你姨夫——是不是老到家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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