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是凯尔·冯·施泰纳，在马斯克林共和国（M国）的钢铁城长大。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天空常年被工厂烟囱吐出的灰黑色浓烟所笼罩，空气中弥漫着金属冶炼的焦糊味和机油的刺鼻气味。街道两旁是冰冷坚硬的合金建筑，棱角分明，少有绿意。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伴随着父亲——共和国一名高级军官——的铁腕军事化教育度过的。

他的生活就像这座城市一样，刻板、严厉，充满了钢铁般的意志。从我记事起，生活就被严格的作息时间和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所填满。清晨五点，军号般刺耳的哨声会将我从梦中惊醒，随即是负重越野，沉重的呼吸在冰冷的空气中凝成白雾。然后是枯燥但必须一丝不苟的器械训练，冰冷的杠铃磨砺着我的掌心，也磨砺着我的意志。

“凯尔，记住，男人流血不流泪！眼泪是懦夫的锈水，会腐蚀你的骨头！”父亲的声音总是像命令一样不容置疑。有一次，我不小心在格斗训练中被陪练的士兵打伤了手臂，疼得龇牙咧嘴，眼眶有些湿润。父亲看到了，脸色立刻沉了下来，他那双鹰隼般的眼睛盯着我，让我瞬间把那点委屈咽了回去，咬着牙说：“报告父亲，我没事！”他这才微微点头，冷硬地说道：“很好，疼痛是最好的教官。”

餐桌上，他绝不允许我有多余的言语，更不用说表露任何脆弱的情绪。食物简单粗砺，但必须全部吃完，浪费被视为不可饶恕的软弱。在他的训导下，我从小就将一切与“柔软”、“细腻”、“情感”相关的特质视为洪水猛兽，是必须从灵魂深处根除的“污染”。我崇尚肌肉的力量，崇尚不屈的意志，崇尚绝对的服从和压倒性的强悍。

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哼唱了一首从邻居家女孩那里听来的、旋律柔和的歌谣，父亲听到了，立刻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的书房里只有军事地图、武器模型和冰冷的金属书架。“凯尔，”他用那特有的、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问我，“你在哼什么？” 我当时吓得不敢说话。“那种靡靡之音，是腐蚀意志的毒药，明白吗？真正的男人，只听进行曲和战斗的号角！” 从那以后，我对音乐的任何一点点兴趣都被深深压抑，甚至开始主动排斥。

任何一丝“女性化”的苗头——比如对色彩鲜艳的衣服多看了一眼，或者对受伤的小动物流露出一丝不忍——都会招致他更加严厉的斥责和惩罚性的体能训练。久而久之，我对这些特质产生了生理性的厌恶和深深的恐惧，仿佛它们是会侵蚀我钢铁意志的毒药。我的目标清晰而坚定：成为一名像父亲那样，甚至比他更“纯粹”的男性军人，用绝对的强硬来捍卫共和国的荣耀。我的房间里，除了制服和训练器材，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墙上贴的是共和国的英雄海报，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面容刚毅、肌肉虬结的硬汉。

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塑造下，当M国对菲蜜娜联邦（F国）发动了他们口中的“文化净化战争”时，我对此深信不疑。在共和国的宣传中，F国是一个颓废、堕落的国度，他们的社会被所谓的“共情泛滥”和“过度疗愈”所侵蚀，导致整个民族意志消沉，耽于享乐，丧失了阳刚之气。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F国的文化是一种危险的“精神瘟疫”，它会瓦解我们钢铁般的意志，腐蚀我们纯粹的男性气概。我清楚地记得，街头的巨幅宣传画上，F国的男人总是被描绘成瘦弱不堪、涂脂抹粉的样子，而他们的女人则穿着暴露，眼神迷离，背景是奢华颓靡的宴会场景。这些画面与我们共和国宣传的刻苦、坚毅、朴素形成了鲜明对比，让我从心底里鄙视他们。

“看看那些F国的娘炮，听说他们连枪都拿不稳，只会哭哭啼啼地搞什么‘情感疏导’！” 在新兵训练营里，我的同伴们经常这样哄笑着。我们的教官，一个在边境冲突中失去一条腿的独眼老兵，也会用他那沙哑的嗓音附和：“没错！一群需要被‘净化’的软骨头！共和国的刺刀，就是要捅进这些腐朽文化的脓包里！”

这种论调与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育不谋而合。在我看来，F国的“共情”不过是软弱的借口，“疗愈”更是逃避现实的麻醉剂。我们这些M国的年轻军人，在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在模拟对抗中嘶吼冲杀，休息时最常做的，就是聚在一起，用最粗俗的语言嘲笑F国是“娘炮国”。“等战争打响，老子第一个冲上去，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男人！” 一个叫格雷的战友，总是挥舞着他粗壮的拳头这样叫嚣。而我，则会在一旁默默点头，眼神中充满了对即将到来的“净化”的扭曲使命感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这种集体的嘲弄和鄙夷，更加强化了我对F国及其文化的厌恶。

小说相关章节：欣梦娜变身幻想曲（沉浸式第一视角男变女性转短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