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海残花录

第一章：

大清咸丰九年，西历1859年

这日陶氏洋行的陶掌柜招来张买办，赵账房，和通事我，说起朝廷委托本洋行以民间名义，派人出洋为朝廷采购一批军火。

陶掌柜交代道：“朝廷已经通过来华的美国洋商史密斯先生联系好了，美国南方有人因棉花贸易欠债，急需填补亏空，而愿意私下卖批库存枪械给朝廷。当前朝廷与英法战事正酣，上海租界受英法严密监视，西洋各国对华出售军火皆谨慎异常，唯恐得罪了英法两强。朝廷为确保交易隐秘，特命洋行以民间名义，假借采购烟草、木材为掩，派人出洋提货。传朝廷旨意：此次军火采购事关重大，务必器械精良，账目准确，但也需速去速回，官军急用。”

陶掌柜说完此事，也一副悲从中来的样子补充道：“现在时局之艰难有目共睹，实在难以言表，不但到处都有战事，西洋各国也如狼似虎。你等自当努力办事，为朝廷尽绵薄之力。”

说完又介绍一个刘把总与我们认识，说这刘把总出身行伍，因曾与洋商打过交道，熟悉洋枪而颇受器重，正好与我们做伴。然后交付朝廷颇费功夫筹措来的采购款，朝廷已经通过在华洋商先预付了3000两白银给卖家，剩下7000两由张买办携带，其中3000两为备用金，需待确认交易达成后现场交付，免得洋商拿钱后不肯交货，若采购中没花完要归国交回。

朝廷又额外赏了我等几个人出洋办事的，共1200鹰洋作为旅费，其中有部分要做购入后回程的船只运费。

我从洋行出来后心里想，这要求显然是自相矛盾，不可兼得，若以器械精良为先，那就要每一把洋枪仔细检查，挨个都要试射，若发现次品还需进行调换，如何能快。若以官军急用为先，则是放弃检查，提货便走，以后纵然发现里面有残次品，也只能认了。我自从在天津跟个传教士学了洋文以来，深知洋商狡诈，倘若此番又被蒙骗，岂不误了朝廷大事。

出了洋行我请那刘把总和我到路边酒馆少饮几杯，他和我说起：“朝廷如今焦头烂额，绿营和八旗都靠不住，只得要求各地督抚各自练兵，想挡住英法联军和江南发匪的势头。各地多有草寇也趁机起兵作乱，北方还有俄国屡屡出兵威胁，时局乱得不成样子，可朝廷还不肯完全放弃，除了咱们这趟出洋买枪，还从香港、澳门、各通商口岸，甚至西洋各国，公私两路都想办法去买些洋枪洋炮，总归是要撑一撑。”

刘把总喝了几杯烧酒后又说：“如今新练一批兵少说6个月，多则1年。兵部估计，从上海到美国西海岸，单程3，4个月，路上若无耽搁8个月可回，正好让新兵领了洋枪便可上阵。”

与刘把总别过，我走在上海街头，租界里的洋楼灯火辉煌，洋行商贾依旧衣着光鲜，与各国洋商谈笑风生，码头汽笛声不绝于耳，一派浮华气象。然而巷口乞讨的难民衣衫褴褛，路边等待被整编的官军溃兵面容憔悴，街上的英法巡捕耀武扬威，无不诉说国势危殆。

我心中也颇感时局动荡，正行至半路，忽遇相熟的陈书吏。陈书吏邀请我到路边茶楼里喝杯茶，闲聊几句后，他屏退闲人，低声对我说：“江海关道吴大人托我转交一封密信给你，让你当面拆阅，看后既焚。”我看他言辞闪烁，必是要等我看后有所表示他好回报。

这封密信是两江总督何大人一个幕僚李某写的，内容是他看何大人对绿营兵屡战屡败甚为不满，好像有意要编练一批新锐之兵，用1年时间进行训练，再装备以精良洋枪，作为选锋之用，希望能扭转颓势。这位幕僚认为我作为通事，必然能判断洋枪优劣，若能在军火采购时对买办建议一二最好。况且现在朝廷财政吃紧，采购款需要多方筹集，十分不易。尤其备用金3000两，是何大人怕钱不够，特意增加，要妥善利用，不必急于返回。最后说到：“望君尽心筹谋，以成何大人之志。”

我看后于蜡烛上焚毁，正色向陈书吏表示：“想我一介商旅，竟受如此重托，自当效死，必竭尽全力。”陈书吏满意而去。

我回想信中内容，觉得颇为难办。看似重用，实则语句含糊。他以幕僚身份写信，所谓用1年时间训练的新锐之兵，是他自己一家之言，此事有没有都在两可之间。洋枪优劣更是含糊其辞，且未对我授予实权。若我对买办建议一二，他不听，我当如何？最后一句看似恳切，其实语带威胁。若何大人之志不成，岂不是要怪我建议的洋枪不够精良？

但信中有“不必急归”，可考虑多付3000两，买更好洋枪之意。与刘把总之言，似恰好有相符合之处。现在对绿营战力的失望，已经成为了朝野共识。何大人受国家封疆守土之责，倘若有意编练新锐之兵，来收拾局面，完全可能。既然如此，我当全力助其成功。

想到这儿，我顿感此行凶险与责任，都不比往昔。联想起别的洋行，听说也多有出洋人员彼此不和，回来互相推诿、构陷，动辄污蔑别人是汉奸的。我当早做打算，想我在洋行级别不高，但身处洋场十几年，出过几次洋。如今岁入200多两白银，家中也有六百多两的积蓄，勉强算个体面人家。我现在做的这个通事，上不得官场，又不为士人所齿。我每与洋人交谈，都要笑脸相迎，邻里乡亲背地里，却常讥笑我是“假洋鬼子”。此次出洋，肩负朝廷重托，实则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可能身家性命不保。

想到这里，我回家后取出50两白银，并修书一封，交予妻子王氏，郑重嘱咐道：“此番远赴海外，我未必能归，你可自行改嫁，不必再等我。”王氏听后，虽有几声抱怨，但终究还是默默低头，收拾起嫁妆。我们这场婚姻，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平日里未曾有过激烈争吵，但也算不上多么恩爱，不过是寻常夫妻，搭伙过日子罢了，且成婚时间并不长。

我拿出300多两，随身带着。若买好洋枪的钱，有少许不足，我可用私财补上。现在唯有尽人事，以待天时。再花10两，雇了一个小厮六儿，在路上帮我背行李，并做些杂事。

其余钱财，并家中一切杂物，尽数交给父母，向双亲拜别：“自古忠孝不可两全，我既决心忠于职守，难免孝道有亏，还望父母原谅孩儿。”

父亲肃然道：“国家危难，汝当全力为国尽忠，勿以家事为念！”母亲亦含泪颔首，勉励我尽心王事。家中兄弟自会照料，不必挂怀。

我等洋行的一行人乘坐洋船离了上海，在广州停靠几日，洋船船主说是要在这装满食品、饮水等物方可横渡大洋。我上岸闲逛时听人说起何玉成先生刚刚辞官归乡，我年少时曾听说何先生在三元里组织乡民对抗洋兵，杀伤数十个洋人，那时便心怀敬仰。

我立即前往拜访何先生，看到他果真豪气不减当年。虽已年逾花甲，须发半白，然目光依旧炯炯有神。论及洋务，先生喟然叹道：“三元里一役，吾等率乡民持刀矛弓弩，欲凭血勇驱逐英夷，奈何洋人之船坚炮利，远非我等所能敌。自此余深知，欲御外侮，必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余曾与林大人（林则徐）通信，林大人说他曾屡屡上书朝廷，说明西洋火器精良远胜我朝，惜朝廷未予重用。”

何先生短叹一声，语带悲愤：“道光朝以来，陶澍诸公革盐务、理漕运、裁冗员、肃吏治，又命各地招募乡勇，打造鲁密铳，新铸大炮，欲效前朝平准格尔、荡张格尔之旧法，抗海上之洋夷。然西洋火器日新月异，我朝器械简陋，兵勇乏训，二十年奔波，徒耗光阴。今朝廷方知洋人之枪炮精良，欲购置器械，然纵有洋枪洋炮，若无忠勇智识之士操练，亦不过废铁耳！”

何先生凝望窗外，仿佛当年广州之战的景象犹在眼前，继续说道：“欲得良才，非广开西学不可。科举旧制，唯四书五经为尊，士子囿于章句，鲜通格物之理。林大人曾设译馆，译西书以窥洋技，惜阻力重重，难成大器。今日之事，唯有破除旧习，兼采西学，方有转机。然满朝公卿多斥西学为夷术，谈何容易！”

言毕，先生和我谈起如今国势，依旧忧心如焚，却无力回天，徒呼奈何。我走出何先生宅邸后，依旧心绪难平，想何先生一生抗夷护民，晚年却只能归隐田园，怎不令人叹惋！

我们是西历1859年10月出发的，到达美国弗吉尼亚的诺福克港时，已经是西历1860年1月，此时我们一行人已经非常劳累。张买办有气无力地指示我：“尽快按照洋商史密斯提供的地址，联系约定的当地军火商。看来我们需要休息半月才能坐船回国，要在这段时间尽快确保交易顺利完成。”

我走在诺福克码头上，看到木板道被海水浸得湿滑，空气中弥漫着鱼腥与松脂的味道。远处，船帆摇曳；黑奴在白人监工的皮鞭下，扛着棉包与木桶走过。岸边挤满头戴毡帽的白人水手与商人，目光冷漠地扫过我们这些陌生面孔。通过向当地人打听，再核对史密斯洋商提供的地址，我找到了不远处的军火商亨克尔先生的住宅。敲开门后，我向他说明来意，递上了洋商史密斯和洋行的介绍信。

亨克尔先生是个40多岁的白人男性，看起来目光贪婪，举止粗俗。他自称从汉诺威移民到此，是史密斯先生的主要合伙人。这批洋枪，是他和史密斯及其他几个洋商合伙凑的。说罢，他先安排我们在附近旅店住下。这时，我才从与他的谈话中得知，现在美国南北各州都在暗中备战，情势紧张，所以只能低调卖这批1000杆旧洋枪。

我临行前从同僚那听说，现在各地官府派人从洋商那买枪，多是几十杆、几百杆一批地买，眼下这批洋枪运回去，能装备几个营的人马，也不枉我们上美国来忙活这一场。

亨克尔拿出英制1839型滑膛枪1000支，每支7两，总共7000两，还附带5万发子弹，说是便宜处理陈旧库存。我试射几支，十次有一二回哑火，疑心不只枪有问题，便拆开几发子弹一看，火药受潮黏结，显然放了太久。亨克尔却轻描淡写地说：“子弹多，总有些能用。”

经过五天测试对比，我发现若换购美制1841型线膛步枪1000杆，每支10两，总需1万两白银，外加200两调配费，共计10200两。这种枪虽也是旧货，但质量远胜，因尚未被美国官兵完全淘汰，存货不多，调配得当仍可凑齐千支。线膛枪能发射新式米涅弹，射程远、精度高，远超滑膛枪。备用金3000两加上我私财200两刚好够用，虽贵了3200两，且需多留美国几月，但如此才不负何大人之托。

亨克尔却极不耐烦，说1839型是现货，可立刻交易，1841型存货散乱，凑齐千把得花1到2月。我见他毫无诚意，连子弹质量都如此低劣，便想取消交易另寻卖家。张买办一听要延后两月，勃然大怒，骂我纸上谈兵不懂变通，连声道：“朝廷急着要个数，枪弹有几成能用就行，哪容你挑三拣四？期限已定，怎能为换枪更改！”

我以流利洋文与亨克尔交涉，亨克尔初时轻蔑，待听我对洋枪结构颇有了解，方才收敛几分，皱眉道：“你这中国佬倒有些门道。你可知我棉花生意赔了多少？这批枪不赶紧卖出去，我怎向债主交代？”

我又得知张买办和亨克尔先生串通作弊，亨克尔从总价7000两的这批步枪款里，拿出700两回扣给了张买办，又给了刘把总和赵账房每人100两回扣，买通这两人通融，亨克尔又想以100两回扣收买我，我一来不差这笔钱，二来更怕因枪不好被追责，坚辞不受。亨克尔对我此举很不以为然，只是冷冷说：“就算美军买枪也是常例如此，你莫不是嫌弃钱少？”

我趁张买办酒醉翻出他与洋商勾结吞钱的字据，抄写一份藏好。次日他醒来后眼神阴冷，似有所觉，几次试探问我昨夜去了何处，我只推说出去散心，他便不再多言，只是看我的目光愈发不善。

尽管我和张买办、亨克尔有分歧，但出于尽忠职守，我还是尽力伪造了购买大宗烟草和木材的文书报给美国海关，史密斯先生已经提前贿赂了美国海关人员。

我与张买办共事多年。面上虽和气，私下却常暗自较劲。他视我为书呆子，我嫌他不懂行，办事莽撞。想当初同在洋行共事，彼此也算知根知底，却从未真交心。陶掌柜听我与张买办争吵，只冷笑：“你们斗得越凶，我越省心，朝廷的事，成不成与我何干？”

货船装满军火，从弗吉尼亚起航那天，张买办突然翻脸，谎称奉朝廷密令命我留美核查账目，扣下我的官府文牒，又命仆役阻我上船，只说“此人奉命留守，账目核实后再回”，便将我独自留在码头，行李与150鹰洋扔在我脚边，张买办从我身边经过时，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我带来的小厮六儿也被张买办收买，六儿顺便将我行李中剩下的几十鹰洋旅费也拿走了，幸好我行李中的300两白银，从未与他说起，他在途中又因晕船时常休息不好，整日瞌睡连连，因此没被他发现。

回想起来，登船前的几天我就感到有些不对劲。张买办与赵账房常在一处窃窃私语，见我走近便立刻停止交谈。有一次，我路过下榻的旅店房间门口，隐约听见刘把总低声说：“此人啰嗦碍事，不如回程时找个借口，就说海上失足，掉进海里。”赵账房则小声嘟囔：“我只管账目，别让我担这风险。”张买办稍作停顿，沉声道：“朝廷催得紧，哪有空管这么多，也只能如此。这事若办成了，我再分你们每人一些银子，如何？”

船影渐远，我独自站在码头，一方面感到前路迷茫，另一方面觉得这批破枪运回国，不过是多添几堆废铁罢了。但转念一想，张买办的仆人小顺子曾在船上对我说，张买办这次出洋前，在家中被宋县丞拜访，宋县丞留下一封信，张买办看后随手放在书桌上。小顺子偷瞄一眼，见上面写着：传朝廷兵部李主事的意思，因战事紧迫，这批军火官军急用，不可拖延时日，自出发之日起，限8个月以内必须返回交货，如遇不便，可见机行事。

小顺子因张买办常扣他工钱，找我诉苦时我多会接济他几钱银子，因此与我交好。到美国后，他私下又对我说起，经过德克萨斯时，张买办见此地兵卒正严加戒备，一问史密斯先生派来陪同的合伙人得知，原来旁边的墨西哥正在内战，德州难免要有所防备。且现在德州土匪横行，常有阻断道路的情况发生，加维斯顿港因附近海盗出没，也常有货船延误的情况。张买办听后多次忧虑，若回程时遇到散兵游勇抢掠，导致德州道路断绝，那时又该如何？因此在美期间时常借酒消愁，忧虑归程恐有不顺，显得十分焦急。

想到这，我心中释怀。张买办虽不懂枪炮，行事莽撞，但他并非无能，也未必存心害我。他受朝廷急令所迫，须得赶紧回国交差，而我收到的密信却有时间宽裕之意。眼下我手里握着他贪墨的证据，他若不把我留在这儿，回国后怕是难以自圆其说，说到底只是嫌我碍事而已。留下性命和银元，终究是没赶尽杀绝，想来他也是情势所逼，非本性恶。我怕枪械不精被追责，他怕延误期限被追责，都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

刚才码头喧嚣时，亨克尔与此行的船运商伊莱·卡特先生并肩验货，见我路过，亨克尔皱眉道：“这人对武器买卖挑剔得很，幸得我使些手段，才做成这生意。”卡特先生闻言看了我一眼，并未说话。

这卡特先生是亨克尔介绍的船运承包商，他年过五十，头发半白，但气色不错，身材健壮。见我们一行人来自中国，穿着长相与众不同，颇感新奇，常来与我们闲聊。我与亨克尔多有交涉和争执，又要认真研判枪械优劣和价格，并不如他人般放松。亨克尔常对他说起我不肯接受好处，又经常提各种要求，言辞之间多有嘲讽。

卡特先生却私下赞许我：正直而忠诚。多次询问我对现在的武器了解多少，我都据实回答，在国内时为官府从洋商那少量买过几批英国和法国的老式燧发枪，从澳门为朝廷买过几门葡萄牙的大炮。

船走后，卡特先生见我仍呆立码头，他低声问亨克尔：“他怎没上船？”亨克尔冷笑：“谁知那帮人怎么回事。”

卡特似有所悟，转身问我是否还懂账目与茶叶香料生意。我回道：“我在洋行做过多年，账目洋文都熟，南洋、印度也去过几回，茶叶香料略知一二。”

他转身走了几步，低声自语了几句，又折回来与我攀谈，询问我是否愿意为他工作。他是佐治亚的士绅，在萨凡纳经营一处棉花园，并在码头附近投资了几处产业，其中一家香料和茶叶店铺在萨凡纳需要人打理。那家店主前段时间去炒棉花，正好有空缺。若经营得当，每月总收入可达110美元左右，足以在此过上舒适的生活。如今我退路已断，即便现在回去，恐怕也难逃吴大人的追责，只能先答应下来，权且容身。

与卡特交谈时，我还了解到，美国人主流饮品是咖啡，喝茶是从英国传来的奢侈习惯，与中国完全不同。他们喜欢在茶里加入牛奶、砂糖、柠檬汁等。在南方，只有港口的商人和内陆的上层人士喜爱喝茶、使用香料，普通人和中产阶级更偏爱便宜的咖啡和烟草。说起咖啡，我与洋人交往时也曾多次品尝，只觉得苦涩难以入口，见洋人喜欢多放糖，便想何不直接喝糖水。

卡特提醒我一定要穿西装，剪掉辫子。美国南方人排外严重，若以中国人身份出现，必定麻烦不断。他眯眼打量我一番，说道：“你是中国北方人，肤色较浅，沙色带点粉红，很像美洲土著与白人混血，但长相又很不同。伪装成英国公司招募的土著雇员正合适，南方人对外面的事知之甚少，不会深究。平日可用帽檐遮挡面部，常佩戴十字架在胸前，与人交谈前先赞美上帝，这样他们便会觉得你是个正派人，少生疑心。到了正式场合，我们会称你为梅蒂斯人，你只需说自己有英国背景，不要多言其他。他们见你肤色浅，自然会默认你是土著与欧洲人混血，不会追问。”

我非常感激卡特的建议。我曾在洋行工作，与英国公司打交道较多，模仿他们的雇员对我来说并不难，随手弄个盖上萝卜章的雇员证明便可模糊身份。卡特还给了我一份他公司的身份证明文件，以便我办事更顺利。

为了让我的梅蒂斯人伪装更加可信，卡特先生还请来一位曾在加拿大北境做过生意的朋友。这位朋友告诉我，梅蒂斯人因混血在白人眼中地位不高，确实会有少数来南方卖皮毛的，因此南方人虽未见过，但略有耳闻。他叮嘱我务必保持低调，并教了我一些简单的法语常用语和祈祷词，以及几个皮毛贸易相关的词汇。梅蒂斯人常英语和法语混用，我可在交谈时穿插使用，展示文化背景。他还教了我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父亲是来自欧洲的猎人，母亲是北方的部落民，我在英国公司干了几年，负责跑腿收皮毛，现在南下谋生，不要多谈细节。他还送我一双鹿皮鞋和一把狩猎小刀，建议我放在住处，以显示确实来自加拿大北境。

完成假身份伪装的关键一步，是给我取一个合适的法语名字。老卡特先生的这位朋友为我取了假名：朗德·莫林，Land Morin。

他解释道：“朗德，在法语中意为荆棘丛、荒野，虽在法国人中不太常见，但正好适合强调梅蒂斯人在北境狩猎海狸等动物、获取珍贵皮毛的生活场景。莫林是法国较为常见的姓氏，词源是摩尔人，意为异乡人，正好暗合你并非白人的身份。同时，莫林这个姓氏与英文中的沼泽地、荒野读音相近，也暗示了你需要模糊身份。我能帮的也就这些，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谨慎行事了。”

等做完这些准备，已耗时月余。老卡特先生这才安心地带我乘船离开诺福克，前往萨凡纳。初抵萨凡纳正值春分，港口的风中夹杂着海水的咸腥味，还混有远处沼泽飘来的泥土腐臭。街上的木板路被春雨泡得发软，行走其上吱吱作响，鞋底粘满了湿泥。太阳一露面，空气便闷热如蒸笼，码头工人们赤膊上阵，满身汗水地搬运棉包。我站在码头边，风拂过脸颊，竟有些黏腻，仿佛海水和汗味凝结成了雾气。这里，扛着棉花包往来的黑奴，不停被鞭打的叫骂声，以及背枪骑马的白人护院来回监视的景象，让我想起了曾在南洋见过的香料种植园，那里的英国人和他们管理的印度奴隶，亦是这般关系。

老卡特先生的宅邸坐落于萨凡纳郊外，距市区不远，是一座白墙双层楼房，四周环绕着百余黑奴劳作的棉花园。田野里，黑奴们正忙着翻土施肥，为下月的棉花播种做准备。通往主宅的是一条两侧植有橡木的平整大道。

老卡特先生走在前头，引领我进入他的宅邸。他与一位看似黑白混血的管家简短交谈后，转身对我说：“你来得正是时候，我的家人和几位主要手下都在，我正好为你一一引见。”

老卡特穿过楼内各个房间，逐一向我介绍他的家人，语气中透着复杂的情绪：卡特夫人三十多岁，是续弦的英国下层白人妻子，面容清瘦，整日在家庭祈祷室的十字架前低诵《圣经》。她见我时仅略一点头，便继续低头读经，身边跟着一名黑发低头的女奴。

已故前妻所生的四个儿子——长子詹姆斯、次子霍华德、三子欧仁和四子查尔斯，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这几个兄弟日常以打骂黑奴来彰显优越，高傲轻狂，喜好舞刀弄枪。

其中，霍华德尤为引人注目。他身着灰色预备役军官制服，身姿笔直挺拔，曾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堡垒军事学院攻读四年军官课程。如今美国无战事，军队规模较小，他毕业后只能以候补军官身份回家。因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口风甚严，从不传闲话，老卡特仅将我的中国身份告知于他，并要求他对我多加关照，保密我的真实身份。霍华德对父亲的要求认真应允。

霍华德对我的中国背景颇为好奇，将我拉到一旁问道：“我听军校教官说，英国人总能击败中国人，你们是不是已经全面投降，让维多利亚女王来统治你们了？”

我稍作停顿，答道：“朝廷近年虽割地赔款，吃了不少亏，但内外战事已持续二十年，至今仍在支撑，并未听说要全盘投降。”

他皱眉道：“这怎么可能？英国吞并了印度，奥斯曼也被收拾得七零八落，中国凭什么撑到现在？你这话听着不太真实。”

我低头不语，心中暗忖：朝廷腐败，军队无能，却仍在死撑。拖至今日，连我自己都感意外，更别提洋人了。

见我面露难色，霍华德又问：“你既然能为中国采购武器，必然了解中国军队的装备情况，能否跟我说说？”

我沉住气，如实答道：“中国军队每营五百至一千人，装备火炮三至五门，抬枪数十架，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使用鸟铳和洋枪，其余人使用长矛。”

霍华德语气轻蔑地说：“还有那么多人用长矛啊，难怪不是英国的对手。如此落后的国家，怎能不被我们白人征服？等你回中国时，你的主人可能已是维多利亚女王了。”

这个年轻人的好胜心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挥了挥手，放过了我。我心想，正是因为看到已经落后，朝廷如今才急于挽回，尽管困难重重，终究没有彻底放弃挣扎。正如诸葛武侯在《出师表》中所言：“国家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像林尚书、左先生等人，无一不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行至客厅，见一洋女倚窗而立，约莫二十出头，风华正茂，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她绿眼如翡翠般清亮，熠熠生辉，似能洞穿人心；金发挽成高髻，丝丝缕缕在阳光下泛着柔光；雪白的丝裙勾勒出曼妙身姿，裙摆随风轻摆，优雅中透着南方贵族的雍容。她身姿挺拔，举手投足间尽是自信与魅力，眉眼间既有少女的娇媚，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倔强与狡黠，宛如画中仙子，却又似一朵带刺的玫瑰，令人心动却不敢靠近。她瞥了我一眼，唇角微扬，似笑非笑，声音清脆中带着几分戏谑：“爸爸，这便是你新找的伙计？瞧这模样，可不像寻常的土著。”她轻笑一声，转身离去，裙摆轻扫，留下一抹淡淡的茉莉香风，优雅得仿佛整个房间都为她而静止。

卡特先生带着几分得意与宠溺，介绍道：“这是我长女斯嘉丽，已订了婚事，过不了多久便要出嫁。”他顿了顿，目光中闪过一丝复杂情绪，似是既骄傲又无奈。

我心中暗叹，这女子风华绝代，气质如江南仕女却又带着西洋贵族的傲然，教人心跳失序，难以自持。她的眼神与笑意，仿佛带着洋人故事里的勾魂海妖那般迷人的魔力，似温柔又似挑衅，叫人一见难忘。奈何我不过一介通事，寄人篱下，身份天壤之别，与她此生怕是再无交集，唯余这惊鸿一瞥，徒留怅然。

五子爱德华和小女儿卡洛琳，这对兄妹是现在的续弦所生。小小年纪已学着兄长们的样子，满口“北方佬该死”“棉花王国”。爱德华见我胸前十字架，好奇问我是否信教，我点头承认后，他更加不屑：“上帝只会站在我们这边，才不会护着你们这些红番”。

亚瑟·霍克船长，36岁，卡特夫人的表弟，独立商船的船长，拥有一艘300吨的中型蒸汽和风帆两用商船，常年与老卡特合作，家住在英国的利物浦。他肤色偏深，黑发直挺，性格开朗，态度温和，见我时握手问候，似颇友善。寒暄几句后，便以航海劳累为由，自行找地方休息去了。

老卡特向我介绍霍克时说道：“他只要上岸了就贪杯嗜睡，在英国生活也没几个亲戚和朋友，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可到了海上，他就是最熟悉海洋的船长，习惯于漂泊冒险的生活。”

我注意到，老卡特提起自己的孩子时，总是一副觉得不成器、管了也不听的样子，唯有说起这个远亲，他脸上难得露出笑容。只是亲戚关系太远，两家虽有些生意往来，并无什么私交。

接下来，卡特先生介绍了他的主要部下，叮嘱我务必记住他们：

马里诺，40多岁，担任卡特家族产业码头的总管。他管理着20多名黑奴装卸工和一个约10人规模的船只维修小队，具备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老卡特告诉我，马里诺是1848年革命时期从热那亚流亡至美国的意大利人，是南方难以本土培养的罕见人才。由于我的工作与他会有较多接触，老卡特已告知他我是华人。马里诺拍着我的肩膀，爽朗地笑道：“我们都是外乡人，应该互相扶持。而且，我们那的马可·波罗曾到访过你们那里，我听说还有传教士也去过你们那里。”言下之意，仿佛在这南方，只有我们这些外来者才能真正理解彼此。

私下里，马里诺向我透露，他在这里被视为次等白人，地位颇为尴尬——高于黑人和混血，却仍不及那些来自英国的白人，常被讥讽为“半个白人”。他还提到他有一位重要助手，雅各布·列文，因是犹太人，卡特先生不允他进入庄园，表示改日再向我介绍。

马修，40多岁，爱尔兰人，是一名穷白人会计，身材矮胖，举止粗鲁，文化程度有限。他冷冷地打量着我，不客气地说：“不是白人还想在这里混？”

乔伊，20多岁，肤色暗白。老卡特透露，乔伊是他与一位自由黑白混血女性的私生子，成年后安排在手下工作。然而，老卡特不能公开承认这个孩子，其他子女也不视他为家人。即便是白人监工和其他白人护院，也因他不够纯血而嫌弃他。乔伊眼神阴郁，见到我时低声说：“你我都是半个外人。”

老卡特先生对我说，生活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找乔伊和马里诺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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