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物志》还有最后一周的连载。

　我努力用手里的各种老杂志材料，把这个集子做成错位性科学普及杂志。

　在中国没有正经的恋物癖文化，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其实跟同性恋还不一样，同性恋属于遭鄙夷被打压，男人的阴茎插入另一个男人的肛门这个画面被污名化很严重。但是，恋物癖从没有被主动攻击过，为什么会这么薄弱呢？

　第一个原因，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后，被美国实行了三十年的经济封锁。导致50年代黄金时代、60年代喧嚣十年与中国完全脱节，等到改革开放接轨时，性解放成为一个奇怪的东西，在中国人看来，不具有任何的先进性。（真实的性解放其实是妇女解放的一部分）等中国人接触恋物相关的时尚的时候，其实这东西在美国已经走下坡路了，已经反过来作为异端打击了（中国与美国真正文化交流，是80年代的里根、老布什的保守时期）。皮革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激发中国人性欲的点。

　第二个原因，所有的性倒错，都是通过日本或者香港传入中国的，它们都是被东方文化二次包装的，也就是伴随「坏女人」形象。皮衣皮靴这种形象基本都是反派，甚至国民党反动派才有的配置，这个文化污名标签贴得太早，也没有人去除。随后它和另一种污名化合流，即认为不想当男人的女人都是坏女人——90年底开始制造的文化性别战争。

　第三个原因，当时尚不存在，癖好变味。恋物癖是一旦没有正确培养就会长歪的东西。堵不如疏，越堵越歪。因为堵，恋物癖几乎必然往异装癖上靠，寻找自己的合理性。也因为没有疏，恋物癖必然是伴随危险与刺激。它与同性恋需要出柜是一个道理，但其实，本来没有那种担忧的必要——我不觉得恋物癖有任何病理学的隐患，更不要提新冠和艾滋病。

　事实上，在中国70-00这三十年的文化背景下，当今中国范围恋物癖大概率会是和「战败女英雄」、「绿母」、「地下刺激」、「辱女化」挂钩的。既然是歪路，每一条继续走都会是死胡同。

　在上面列举死胡同的时候，我并不把「异装」简单包含在内。异装癖其实是有合理性的，这是所有性倒错里面最不算是错的（错的其实是男女对立本位的参考系）。

　每次我讲到恋物癖这个话题，我就想用实际的艺术家来举例（他们在有限空间里挣扎与探索的过程远比一千个因为社会压力而扭曲的病例值得研究）。埃里克·斯坦顿和吉恩·比尔布鲁都是从捆绑恋物出发的，最初的时候甚至后者的艺术直觉还要强过前者。但是最后，吉恩陷于挣扎，过于主动挣扎，他的作品最后甚至进入一种遭人厌的野蛮状态（本人改编的《黄金分割》就是基于吉恩的遗作，成功在会所收获史无前例的0点赞，就是一个例子。）斯坦顿相反，他的一切挣扎都是最终自己退让——他丢了老婆，失去了工作。但是他的肤色和他的东欧后裔文化属性让他比吉恩幸运很多，最后他成功完成了凝聚，恋物艺术语言在他这里成型，不需要作为地下的猎奇幌子。

　这两个人的人生，其实远不止是关于恋物的故事。社会与人的关系、压力与具体的内容无关。性癖者的挣扎与中产危机房奴的挣扎并无本质差别，皆是对于自我被否定的焦虑。如果说《恋物志》让你读着奇怪的内容至少没有焦虑，那我觉得作用也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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